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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船山的两部著名史论尤其是《宋论》中,往往“以宋事影射明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如“士气论”和“李纲论”等部分,都不徒是分析往事,而是蕴涵有作者本身之历史际遇和心灵体验.对于船山史学的这一特点.笔者认为,应从“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分际加以考量.从船山的史论中可以看出,船山论史而尤重“设身处地”,是属于“庖丁解牛”而非“按图索骥”,和分析历史哲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关键词：宋论；士气论；李纲论；思辨历史哲学；分析历史哲学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1-0023-04
(一)
宋明理学以“天理”为绝对的形上本体,对于具体、形下的历史现象每有轻视之感,如二程之弟子谢良佐诵言史学,明道则斥之为“玩物丧志”,这是宋明理学史上尽人皆知的事实.而船山则认为,读史贵在“立志”,如果读史而能“立志”,则不但有俾身心之修养,同时能发为经世之实学,否则即流荡失守,沦为程予所斥言的“玩物丧志”,明末李贽等人的“史论”其弊端正在于此.他在《俟解》中说：
“读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所恶于丧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谓.如《史记》《项羽本纪》及窦婴灌夫传之类,淋漓痛快,读者流连不台,则有代为悲喜,神飞魄荡而不能自持.于斯时也其素所志尚者不知何往.此之谓‘丧志’.以其志气横发,无益于身心也.等近世有《千百年眼》、《史怀》、《史取》诸书,及屠纬真《鸿苞》、陈仲淳《古文品外录》之类,要以供人之玩,而李贽《藏书》为害尤烈.有志者勿惑焉,斯可和于‘博文’之学.”
作为船山心目中“经世之学”的史学,其目的首先不在于文学欣赏或艺术品的藻鉴,而在于深究治乱之源,内则收敛身心,外则发于政事,如果读史而不能从自己的身心以及历史遭际而加以理会,则史书徒为“治乱之迹”的记载,“经世致用”也就沦于空谈,如此而“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船山叙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史学方法是：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而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正是由于船山读史特重“设身处地”以“一心”为衡鉴,因此其发为史论,往往有会心独到之处.在《读通鉴论》之外,船山另著有《宋论》一书,对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的历史择其大端,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宋代和船山所处的明代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船山论史既以“设身处地”为主要方法,则其论宋史而常使我们隐约见到明代社会的影子,这一点是不容隐讳的.章太炎早就指出：“船山史论常以宋事影射明事.后之读史者,往往以此矜夸.夫作诗有寄托,发感慨,原无不可.然非语于读史也.”章太炎的批评责难姑且勿论,船山的《宋论》以“宋事影射明事”、别有比兴寄托之微旨则是无可讳言的.
明代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士大夫群体中的“党争”.士人集团以“东林学派”相号召而形成所谓“东林党人”,和依附奄宦集团的“奄党”相对抗.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历史上固有许多赞誉之词,但也有人批评东林党人过于激烈、不能以一种圆融的姿态化解固有矛盾而导致了明末时局的不可收拾.在学术思想上,船山和东林学派颇有一致之处,二者都反对阳明晚年“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之旨,认为是禅宗的“口耳相传之学”.在政治思想上,船山无疑也是站在东林党人这一边的,如他认为：“数十年间,虽如杨、左、高、赵、二周、黄、魏、袁、李诸公为奄党所摧折,而踵起者,若刘念台、黄石斋、李懋明、范质公、倪鸿宝、文湛持、史道邻、姜居之、高磋斋诸先生,皆大僚也.使得行其志,当不仅如赵惟重、李伯纪之在建炎.而抑有如陈大樽、夏缓公、吴幼洪、杨机部：使参密勿,应可颤颃陆敬舆之于贞元.”明束的东林党人人才济济,但却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如唐德宗和宋高宗那样成就中必之业,究其底里.则是由于“党争”而造成的“士风”的顽嚣,人心士气没有一定的方向而始终处于波动之中,“上无恒心,下无适守,一贤一奸.倏兴倏废,国是愈乱,人心愈摇；反不如使碌碌庸人,安于其位,涂饰支撑者之犹足以延大命也.哀哉！”
由于船山对明末士气的激荡十分反感,当其论列宋史时,对宋代知识分子的“士气之昌”也持批判性的态度.如他认为：“战唇之士气张,而来赢政之坑；东汉之士气竞,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气嚣,而召蒙古之辱.”宋季士大夫素有清议政治的习惯,这一点和明季士人十分相同,每当朝局危急之际.往往发生大规模的“太学生运动”.船山认为凡此非但不能对政治产生良性的影响.反而由于不能“以理制气”,而使国家陷入更加危难的境地,“宋之多有此也,不审者以为士气之昌也,不知其气之已枵也.当李伯纪之见废,而学宫之士哄然一起矣；逮史嵩之复起.哄然再起矣；徐元杰、刘汉弼以毒死,而蔡德润等哄然三起矣；丁大杰之逐董槐,而陈宜中等哄然四起矣.”船山认为,宋季士人的这种“士气”.由于缺乏理性的制衡,其实只是乱世之中生长出来的一种“习气”而已,对此非但不能予以揄扬,相反应当加以严厉的批评：“世降道衰,有士气之说焉.谁为倡之?相率以趋而不知戒.于天下无裨也,于风俗无善也,反激以启祸于士,或死或辱,而辱且甚于死.故以士气鸣者,士之荑稗也,嘉谷以荒矣.等激天下之祸,导风俗之浇,而还以自罹于死辱；斯其为气也.习气而已矣.”
船山的这段话表面上是在论述宋史,实际上蕴涵着他对于明末社会士风习气的清醒认识.明代中期自嘉(靖)、隆(庆)以后.由于王学的盛行,士大夫的精神面貌脱去了朱子学的桎梏而一变为昂扬激奋,但士气高涨也会发展到事情的另一面、赵园在《制度·言论,心态》一书中就此论述说：“就明代而言,士习之‘嚣’和‘虎虎有生气’,不过是同一事的两面,不是总能分剖正、负,也不便笼统地论得失利弊.因‘嚣’才‘虎虎有生气’；也因‘生气’至于‘虎虎’,即不免于‘嚣’.”正是由于对明末社会“士气之嚣”的深切认识,才使船山对宋季士人的士风习气发出了如此严厉的批评.船山的“士气论”不仅是对既往历史事件的思索总结,同时也结合了对自身所处社会环境、历史境遇的理性考量,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船山在《宋论》中还批评了宋代士大夫以“空言”代替“实行”、目光短浅的弊病,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于李纲其人的批判上.李纲,字伯纪,南北宋之交的名臣.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战派”人士,他坚决反对“和议”,力主和金人进行誓死的抗争,这使他在当时和后世的士大夫群体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如《宋史,李纲传》在传末的论中说：“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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