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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士吏”作为职官虽见于传世文献,但其记载过于简略,长期不被学者重视.二十世纪简牍大量出现,“士吏”逐渐为学者所关注.无论是以居延、敦煌汉简为代表的西北简,还是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这样反映行政机构情况的简牍,其中都有关于“士吏”的记载.这些出土简牍加深了我们对“士吏”的认识,为研究“士吏”提供了材料支持.
[关键词]简牍；士吏；综述
最早对士吏进行研究的是王国维先生,他在《流沙坠简》一书烽燧类第六简的考证中认为士吏是主兵之官,并以《汉书·匈奴列传》注中所引《汉律》和《汉书·王莽传》地皇元年二月王莽改革军制时所下诏书为佐证,认为士吏当为汉代职官.随后,王国维先生在对烽火类第四十简讨论时提出“隧候之官有士吏、有候长、有候史、有燧长,士吏者主兵之官,所辖亦不止一隧,故序于候长之上”.这可以被看作是对西北边塞候官内士吏同其他官吏间关系的最早论述.
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延屯戍简的大批发现,对士吏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一书中,劳榦先生对士吏和候的关系作了初步论述,他的观点是“候官缺,士吏行其事,不官近次,是则士吏之于候官,亦犹长史之于太守,分所当摄,不更言资历也”.从现有材料看,此种观点虽不甚确切,但为进一步讨论候与士吏关系及士吏“兼行候事”奠定了基础.此外,劳榦先生在《从汉简中的啬夫令史候史和士吏论汉代郡县吏的职务和地位》（《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第1分册）一文中深入考察了士吏.此文涉及士吏的秩级、转迁除授等情况,其核心是研究士吏与候长的关系以及士吏的职责.作者认为,士吏主要的工作场所在候部,日常勤杂事务由候长负责,士吏主要肩负军事事务.不是每个候部都设士吏,但在设置士吏的候部中,士吏拥有最高决策权,在某种程度上,士吏即为候部正职,而候长是候部副职.这篇文章将士吏职责,尤其是士吏、候长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可谓抓住了士吏问题的本质.
在《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陈直先生针对《汉书·匈奴列传》注中所引《汉律》,又结合居延汉简中对士吏的记载,提出士吏不是塞尉独有的属吏,候官、候长下也有.此外,陈直先生又根据敦煌汉简,讨论了士吏与造史的关系.
陈梦家先生在士吏研究方面,创建颇多,其相关论述主要见于《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陈先生关于士吏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候、塞尉下皆设有士吏,士吏的地位低于候和塞尉,高于候长、候史、燧长.候部中的士吏由塞尉派遣,直属于塞尉,作为塞尉和候部之间的纽带.第二点,士吏以谨候望、督烽火、备盗贼为职,是武吏.但若从吏除授名籍中士吏的评价和有时士吏参与候官文书签署这两方面看,又可以是武吏.第三点,在兼行及调、补、除、授方面.一方面,士吏可兼行候事,可调换为候长,也可降为一般士卒.另一方面,隧长既可以被擢为士吏,又可以试守士吏,传舍啬夫也可被提拔为士吏.在王莽时期,造史也可升任士吏.第四点,士吏秩禄方面,陈梦家先生,推定士吏秩比二百石,月俸一千二百钱,益俸后月俸为一千六百或一千八百钱,新莽时期士吏减秩为百石,至东汉初期,士吏秩为比百石.士吏前加“有秩”,即表示秩百石,王莽时期改为秩“庶士”.对于此点,在《居延汉简簿籍分类》一书的第二章中,李天虹先生结合七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新简认为士吏秩百石在汉代为通例,原先士吏月俸为一千二百钱,益俸后月俸变为一千八百钱.此外,李先生还注意到给士吏发俸的特殊情况,即在王莽时期的以帛充禄和用新莽货币“大黄布”支付士吏月俸.总体而言,陈梦家先生在将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进行比对研究之外,还重视考察简牍出土地点,并以此为基础对同类型简牍进行排比归纳,对士吏一职的执掌、作用、秩级等方面做了全面、精细地梳理.
日本学者对于士吏也有一定的研究.日本学者藤枝晃在《汉简职官表》（载《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提出的新观点是：在敦煌简中,士吏都驻在烽燧中,对作者的解释主要围绕士吏的级别、执掌及烽燧的发展变化展开.永田英正在《居延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士吏作为武吏被派往重要候、隧,肩负候隧的军事指挥和督查职能.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敦煌汉简中的确存在有驻于燧的士吏,但是否敦煌地区的所有的士吏都驻在烽燧,是否存在秩级低于候长的士吏,这种现象有无制度上的保障及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以及居延地区究竟有无士吏驻扎烽燧,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利用更多的材料加以进一步说明、佐证.大庭脩在《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注意到士吏可以在候官文书上签名,代替候行使职权,在肯定士吏是武吏的前提下,他认为士吏,具有文吏身份.但同一个职官在职能上具有两种性质,可能需要再考虑.
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睡虎地秦简发现为开端,县级行政机构中的士吏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具体而言其后出土的张家山汉简和里耶秦简中也包含行政机构中士吏的信息.于豪亮先生最早关注秦简中的士吏,《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载《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于先生考证出秦代士吏的级别在尉、候之下,仆射、屯长之上,此外,他引证传世文献及居延、敦煌汉简中有关士吏的记载,认为汉代士吏的地位低于校尉、司马、候,且可兼行候职.通过对秦代士吏和汉代士吏的考察,于先生认为两者虽执掌不同,但级别相仿,有一定可比性.《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中,整理小组关于士吏的解释基本沿用于豪亮先生的观点.邢义田先生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中着重讨论了士吏的性质.他根据《二年律令·具律》简101,又结合西北除授简中对士吏“文”、“能书会计”、“颇知律令”的评价,认为士吏文武兼备.邢义田先生观点的实质是强调士吏具有文吏身份,这种观点发展了前人的观点,为进一步讨论士吏性质提供了新路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内蒙古额济纳地区出土五百余枚汉简,其中八枚汉简出土时编绳尚存,是一个完整简册,即“专部士吏典趣辄”简册.对于此简册,学者关注点多集中在简册的性质上,但也兼及士吏,主要文章有：白音查干、特日格勒《额济纳汉简概述》（载《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均明《额济纳汉简法制史料考》（载《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额济纳汉简“行政条规”册论考》、王子今《额济纳〈专部士吏典趣辄〉简册释名》（载《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马怡《扁书试探》（载《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胡平生《“专部士吏典”简册考校》（《简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白音查干、特日格勒、李均明三位学者认为简册的性质是“行政规范”或“行政条规”；马怡先生将简册定性为“扁书”；王子今先生提出简册实质为“部士吏的工作要点”；胡平生先生在总结以上各家观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简册标题“的格式,指出“专”为部名,而“典”是士吏名字,此简册是士吏典记录工作要点的“效率手册”.
黎明钊先生的《士吏的职责与工作：额济纳汉简读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四十八期,2008年）以士吏为研究中心,重点讨论了“专部士吏典趣辄”简册的性质,士吏的秩级,士吏的职责这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中,作者尝试对简册进行翻译.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第三部分是全文的核心,作者通过对简牍材料的归纳,认为士吏的职责具体包括：劾奏候部中失职的官吏、查问相关责任人以帮助上级了解候部情况、将领省卒、参评下属工作、带领士卒抵御来犯之敌.作者觀点的实质是强调士吏在候部中享有监察、军事、人事权力.文章考证翔实,引证材料丰富,对士吏一职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探索.
通过上述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对士吏的研究现状有了大致了解：首先,学者们较多关注候望机构中的士吏,于行政机构中的士吏研究较少.现阶段我们可以用睡虎地、张家山、里耶等简牍材料探究行政机构中的士吏.另外,行政机构中的士吏和候望机构中的士吏可能存在一定联系,此处也可研究.其次,研究多就士吏论士吏,在士吏和其他官吏的关系研究方面尚存空间.在此方面,我们可以讨论士吏和其同僚或下级的关系,也可深入研究士吏同其上级之间的关系,将士吏放在工作关系网中研究.再次,士吏的性质方面,学者多认为其既是文吏,又是武吏,此种观点可能需要再讨论.最后,对于某些问题,学者仅仅提出观点,但并未展开论述,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运用材料对这些观点进行丰富、补充.
结论：关于对写作简牍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简牍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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