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治理模式与其现代,本文关于中国传统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中国传统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中国乡村社会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一直历经的都是农耕文明,使得整个社会的状态相对稳定且封闭.在该种情况下,传统社会中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对农村这种普遍的存续形式形成了相应的、适应当时社会的治理模式.但自1840年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了转型期,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法治化等对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冲击很大.至此,单一规则不再能维系乡村社会治理的稳定性.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基于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对历史变迁下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做制度梳理与经验总结,试图对法治中国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现状与困境进行理论探讨与路径选择.
关键词乡村治理 法治中国 转型时期
一、研究背景
首先,中国作为—个农业大国,农村是其传统的存续方式,历来的统治者为了加强自身统治,对农村治理采取了诸多的措施,形成了每个阶段不同的治理模式,这些治理模式经过了历史的积淀,势必能给现代的乡村治理带来诸多启示.
其次,由于当前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等急剧变幻,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也发生着变化,由此带来的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是多方面的,尤其体现在乡村治理方面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近现代来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主体、对象等都在不断变迁,国家对于乡村权力的输送一直都有,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成功转型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目前农村治理的问题及其与依法治国对其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我们如何继承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的经验,可以从中汲取哪些有益资源来推进现行乡村治理向着法治方向发展,这些问题无论对于乡村治理研究而言,还是对法治中国的建设而言都十分重要.且在此之前,相关学者对相应领域的重视不够,有关研究还很匮乏,所以本文的一系列探讨就很有必要.
二、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治理模式的演进
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始终都离不开官员乡村行政建制、选拔制度、土地赋税等相关制度,大多是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完善而展开的.
夏商西周时期,首次出现乡里制度.当时,整个国家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乡一级,其治理者皆通过选拔而任命.乡级的治理者拥有较绝对的强制性权力,他们集行政权、司法权和执行权于一身来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最早期的乡村治理模式被称为“乡官制”.“乡官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革变化.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致使乡里组织之间差异逐渐弱化,呈现出相似性,郡和县便应运而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争夺势力范围,相互倾轧.于是,权力逐渐向层级较高的少数人集中,开始出现了乡级以上的行政组织机构.乡里的政权组织机构逐渐削弱,其治理者所掌握的权力也逐渐被上级行政组织所取代,进而在乡村治理中形成“县一乡一里”的层级设置.
秦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皇权,加强集权,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便建立起了“郡管县、县管乡、乡管里”的层级设置.乡级治理者的权力被进一步限制和缩减.
两汉时期,便又在乡下设置亭,亭下设置里.而乡里制度不再是国家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什伍组织取而代之.一什长管理十家,一伍长管理五家.什长和伍长是掌管着所下辖家庭的一切事务,有效地缓和了乡官和百姓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国古代乡里制度里程碑似的发展.然而,由于汉末社会动荡,诸侯割据,百姓为了能够在战乱年代生存下来,便自发建立了坞壁或村坞.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村”的名称.
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便于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三长制”,形成了“党一里一邻”行政层级设置.由于在治理模式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五百家置乡正”,导致县在管理范围上还不及部分乡等诸多问题,唐太宗便在每乡设乡长一人、佐长二人,并对村落进行了全方位的整治和改建.
贞观之治后,唐朝实行均田制和科举制,实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这就促使乡村里的精英选择仕途道路来作为光宗耀祖的途径,人才的驻扎为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由此我国古代的乡村治理进入了空前的发展阶段.后来该制度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虽被不断调整,在辽、金、元时期,乡里被都图制取代,但其核心治理模式始终没有改变.直至明清时期,推行里甲制、保甲制,逐渐在乡村范围内建立起了村社组织.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如下历史变迁阶段：首先,从早期的加强集权、严控地方势力模式向谋求乡村自我治理的方向转变；其次,乡村治理模式不断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统治者的统治需求而变革；最后,它仍始终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和干预,地方势力和民众的自由发展始终受到压制.因此,可以得出：在封建集权体制下,中国古代社会乡村治理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的自治.
三、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评述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中,历经这么多年,虽时代在变、管理模式的名称在变、管理的方式在变,但相关制度也仍有其不变性.
(一)制度传承与改革渐进——两千年：从乡里到保甲
纵观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统治者一以贯之的以加强集权,维护封建统治为基本宗旨,所以相关制度大多为历朝历代所传承,但也不乏锐意改革进取之措施,如商鞅改革、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等,使传统的制度得到一定的变革与发展,体现在制度层面也就是制度的传承与改革的渐进并存,此特点也当然性的渗透到乡村治理层面,从乡里制度走向了保甲制度可以看出.
(二)皇权不下县与皇权无处不在——家国一体的内在逻辑
纵观两千年的基层治理,既体现为“皇权不下县”,又体现了“皇权无处不在”.因为,“皇权不下县”与“皇权无处不在”本就是表与里的关系,二者貌似冲突,实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层民众虽然不直接受郡县以上的领导管辖,但是诸多事宜如：农民的徭役、赋税皆因户籍和土地而与国家發生紧密而间接的联系,实际也是国家对其进行间接控制.与此同时,若出现当事人不满郡县一级的判决或者其他冤假错寨情形时,就会与更高一级的司法系统发生联系,如“秋审”、“翻译别勘”制度等,也表明在一定情形下基层民众会间接的与更高级的管理者发生联系.这些都足以体现家国一体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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