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停滞、周期错配和金融稳定货币政策新挑战,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货币政策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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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美国虽然已经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处于经济复苏的前列,但经济增长仍然缓慢,有长期停滞的迹象;新兴市场国家增速放缓,和发达国家存在经济周期错配;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债务激增.这些因素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对中国货币政策提出了新挑战.
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现状
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和股票市场虚假繁荣.许多研究机构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比如IMF在2015年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发达国家的“长期”或趋势增长率从危机前的2.25%降至未来5年间的1.6%,而新兴市场国家的下降幅度更大.危机爆发前的10年里,新兴市场国家总体的趋势增长率曾升至7.2%,但自2008年以来已经降至6.5%,预计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降至5.2%.
因结构性改革极为困难,美国、欧洲（比如希腊）、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现象,美国相继出现了“新常态论”、“新平庸论”、“长期停滞论”.以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为代表提出的长期停滞论（Secular Stagnation）认为,由于人口老龄化、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收入分配向少数人集中、资本品价格下降等各方面原因,导致发达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自然利率下降至零以下,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为实现充分就业,需要银行将金融市场的真实利率压低为负值.但因为通货膨胀率已经非常低,负的真实利率难以实现.美欧日的解决方法是量化宽松,再加上承诺长期维持低利率,其政策后果是刺激金融市场,促使投资者提高风险资产偏好,推高了股票价格,或许为另一场金融危机埋下种子.
以美国为例,长达七年的长期量化宽松政策和超低利率已经使美国股票市场出现虚假繁荣,标普500指数从2009年3月份的底部667点一路上涨,2015年5月21日到达最高点2134.72,上涨3.2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高点（1576点左右）高出35.5%,2015年8月20日开始连续4天暴跌至1867点以后才出现反弹,但这一低点仍是2009年3月份低点的2.8倍,比金融危机前的高点高出18.5%.日本股市自2012年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加大量化宽松政策以后,日元开始贬值,日本股市也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8500点左右迅速上涨,至2015年8月初超过了二万点,涨幅达到2.5倍.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和股票市场虚假繁荣,挡不住新兴市场股票市场的冲击.在2015年8月,因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和人民币意外贬值引发对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减缓的担忧,由于担心资金回流至发达市场,新兴市场股票大幅下挫,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也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
国际经济周期错配加重,宏观政策矛盾冲突加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周期错配加重,宏观政策矛盾冲突加剧,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国际经济出现新的板块冲突.当前美国位于经济复苏的前列,欧元区和日本复苏缓慢,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衰退,经济基本面的周期性错配在短时间内不能改变.美国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长年率0.6%,二季度经济增长环比年率经修正为3.7%.按同比计算,美国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增长2.9%和2.7%;欧元区一季度和二季度同 别增长1.5%和1.6%;日本一季度同比负增长0.8%,二季度同比增长0.7%;中国经济增速降为7.0%,俄罗斯一季度负增长1.9%,巴西一季度和二季度都是负增长,分别为-1.7%和-2.4%.IMF在七月份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估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3.3%,比去年略低;发达经济体增速略微加速,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减慢.
通胀数据来看,七月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同比增长分别为0.2%、0.2%和0.3%,仍低于其银行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俄罗斯和巴西两国CPI上涨15.6%和9.6%.
国际经济周期错配的背景下,各国的宏观政策矛盾相互冲突.美国因处于经济复苏前列,期望提高利率;复苏缓慢、经济减速或衰退的国家希望通过降低利率、货币贬值等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已经导致美元升值,欧元、日元以及其他新兴市场货币贬值,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这种资本回流将加剧资本流出国短期的经济困境,导致资本流出国资产价格下跌、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其产生的溢出效应通过削弱全球总需求和全球资产组合调整传递至发达国家,导致发达国家也出现资产价格下跌.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债务上升,目前去杠杆收效甚微,如何消化沉重的债务负担仍是今后面临的难题.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遭遇了二战以来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债务规模非但没有降低,相反,主要国家债务规模和债务比率（债务和GDP的比值）继续增长.根据麦肯锡国际研究院对47个国家的统计研究,包括政府、企业、家庭、金融四个部门的总债务,2007年为142万亿美元,2014年二季度债务金额达到199万亿美元,六年间增长约57万亿美元.因债务增长速度超过全球经济扩张的步伐,杠杆率（债务占GDP的比率）从269%提高到286%左右.其中日本债务杠杆率达到519%,是世界最高水平,中国达到282%,美国为269%.
金融危机以来仅有少数国家去杠杆化（降低债务/GDP比率）取得成效,包括阿根廷,罗马尼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从债务结构上看,部分国家的家庭部门（包括美国、英国和欧元区）杠杆比率降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金融部门的债务比率也出现了较大下降,但政府部门的债务比率大幅上升.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债务从家庭和金融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已经取得成效,但总债务杠杆率依然是上升的.
政府高负债和经济增长缓慢存在相互作用：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扩张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上升;而政府高负债又会制约刺激经济复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力度,因此,一旦进入政府高负债和经济低增长的组合,国家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摆脱这种困境.研究表明,从1800年至2009年以来,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26次公共部门高负债的时期,其中23次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平均而言,在各个国家的债务/GDP水平超过90%的时期,其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比低债务比率时期低1.2个百分点——如果杠杆比率高于9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3%,相反,如果杠杆比率低于9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可达到3.5%.在前述26次高负债低增长时期,共有20次延续了十年以上,今后如何降低债务负担是高债务国面临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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