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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历论文参考文献：
几年前,有文学界的朋友告诉我,浩然病得不轻.有朋友去看他,居然有时都想不起来了.由此我们不由得唏嘘感慨了一番.一个人,倘若我们领教过他鼎盛时代的风采,再看他暮年的无助,那感慨中不免生出人生的无限悲凉来.这种悲凉,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只有到了知交半零落的年华,大概因为有了切身的感悟,也有了由人及己的瞻顾,才越发滋生起来.
我怕浩然再陷入失忆的尴尬,我也怕自己滋生无限的悲凉,一直没有去看他.
然而,翻检到我家的相册,我每每忍不住要看看他送给我的照片.这照片是３２年前他寄给我的,而且还别有来历.正因为这别有来历,浩然的平易,他对文学新人的爱护和尊重,都足以让我引为楷模.
认识浩然,是在1973年,我24岁.当时我是北京西部一家煤矿的采掘工人.说实在的,我在那煤矿混得不算好,被怀疑有“参和反革命集团”的嫌疑,遭遇了调查和批判.不过幸好我还会舞文弄墨,算是有点“一技之长”.因此,“反革命嫌疑”一边受着批判,一边还被派往北京“ 著作出版办公室”（那时的出版社,全被如此冠名）,参和一本“工业题材”小说集的写作.
北京花市东兴隆街51号,似乎是北洋时代的海军部旧址,那是一前一后两栋洋楼,当时大概是“ 著作出版办公室”的招待所.入住后我才发现,大名鼎鼎的浩然,就住在小院的前楼.而我和一批工人作者,住在后楼.
那时浩然刚刚写完《一担水》等几个短篇小说,在复刊的《北京文艺》上发表,正在这里开始《金光大道》的写作.后来有了被人们讥讽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时代,此地,或许应算这一“时代”的发轫地.关于浩然在这一时期的真实心态和表现,我已经在接受一些人的采访时谈过,其中的细节,也已被披露.我并不否认他曾经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如日中天,也不否认他的作品和思想在那个时代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我可以举证,浩然在“ ”肆虐的时代,没有助纣为虐,甚至还有消极和抵制.不仅是我,许多当年的业余作者,都是举证者之一.
浩然平和而亲切,毫无大作家架子,他关心业余作者,到了一起在食堂吃饭的时间,和我们相谈甚欢.他还抽出时间帮助我们看稿子,提意见,有求必应.当时不时兴拜师,可是实际上,我们都已经把他当成我们写作上的老师了.
东兴隆街几个月相处后,我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和浩然分手了.没想到,回到家中,居然收到了浩然的来信,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背后写着：“建功同志存念浩然1973年月日”,浩然的信不长,大意是说,自己对照相不感兴趣,因此所存照片不多,拣出一张,寄上,聊以为念.收到浩然书信和签名的照片,当然很高兴,但心中难免有一点疑惑：分手时,我并没有向他索取照片,而浩然,也不像是有寄赠照片雅好的人,何以至此?更大的疑惑在于,没过几天,又接到了浩然的信,依然是一封短信、一张照片,短信的意思是：前已寄去一张照片,既然没收到,现再寄一次,请收.等我的天,看口气似乎是我在不断地向浩然索取照片,这是怎么回事?
很快我就查清了这事的来龙去脉.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是由于我的虚荣.认识浩然,还得到他的指点,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来说,的确是一件足以向旁人吹嘘一下的事情,正因为当时我把这段经历向邻家的一个爱好文学的孩子吹嘘了一通,这孩子便借我的名义,向浩然写信索取起照片来.第一次照片没被他截获,他又干了第二次,结果再次失算.以我的推理能力,破这么简单的案子,应该是不难的.接到浩然第二封信的当天,我就在我家门外的信报箱旁,把正在那里转悠的小孩子逮了个正着,连唬再吓,逼得那孩子当场招供,写了检讨,泪花闪闪地离去.
事后不久,见到了浩然,我告诉他事情的真相,我为给他添了麻烦而道歉,他宽厚地笑着,说：“这孩子,这孩子！”随后补了一句：“你还是别说他了,把照片给他一张吧,还真费了心思呢！”说完,又宽厚地笑起来.
（选自2007年7-8月《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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