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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论文参考文献：
三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我的胸前多了一枚大学校徽,白地红字,很惹人眼目.虽然有点张扬,但上大学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我们高中毕业班六十余人,只有六人考上了大学.我的文科成绩排在全校第三名,因此毫不犹豫填报了外省的一所大学,结果惨遭滑档.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大学刚刚恢复,招生名额非常有限.
这样,我和班里另外两名女同学走进了同一所大学,我在中文系,她俩在化学系.我们的大学1984年更名为青海师范大学.
这所大学位于省城西端.三十年前,它是城市的郊外,周围是大片的麦田和村庄.唯一开往学校方向的公共汽车,终点站距离学校还有两公里路程,只好徒步.那一年高考年龄放得很宽,所以我们中文系多半录取的是“老三届”学生,入学时已经三十岁出头.应届毕业生只有四名.
记得刚开学不久,党 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那一年里最重要的事.随后,中国大地突然间就苏醒了.我们怀揣一颗激动的心,迎来了伟大的文学复苏时代.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幸福得让人眩晕.大学图书馆仿佛一夜之间变换了面孔,赐予了我们阅读的自由.那些听说过和前所未闻的,“反动”和“毒草”的,古典和外国的,一下子“拥”到我们面前,令我们眼花缭乱甚至目瞪口呆.对我而言,几乎整个小学和中学时代都被那场革命的红色浪潮所覆盖,除了读到一些同学从造纸厂仓库偷出来的“禁书”,我有关经典和名著的阅读几乎为零.就像一个营养匮乏的饥民突然发现了一桌美食,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饕餮文学的盛宴上.很快,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也陆续复刊,令我们心醉神迷.它们是：《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诗刊》、《星星》和《世界文学》.
中文系当时还特别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主要讨论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讨论的焦点我已忘记,只记得几拨同学争论得面红耳赤,如同吵架.那时候,我们整日处在高度的亢奋中,一些小说刚一发表,就被争相传阅.比如《伤痕》、《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公开的情书》等.我印象最深的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里面有一句话：“ 是人而不是神”,令我震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选择上中文系是一件幸运的事.那是整个中国社会思想的破冰时期.文学抵达了它的巅峰,光芒四射,辉煌灿烂.《收获》杂志的发行量飙升到了一百一十万份.文学被广大的民众顶礼膜拜,这样的时代也许再也不会出现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建筑工人北岛在北京创办了《今天》.尽管那本尚未公开发行,油印的小册子让远在大西北我们并没有机会目睹,但里面滚烫的诗句,令无数个青年热血沸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背诵.随后,《星星》诗刊在天府之国璀璨升起,舒婷、顾城、芒克、杨炼等诗人立刻成为我们的偶像.中文系有多半人开始写诗并立志要成为诗人.我当时最迷恋的诗人是普希金、莱蒙托夫,还有叶赛宁.书店里还没有他们的诗集出售,我就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整本誊抄在硬壳笔记本上.有几个同学写了满满一本子的诗,悄悄揣在怀里,很神秘的样子.
第二年春天,我们提前回到学校,理由是下农场春播.那时候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农场,种点小麦和油菜子.我们卷起铺盖,把集体出门视为一件最快乐的事.刚到农场的第三天,1979年2月17号,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它立刻成为我们农场生活的中心.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围拢在收音机旁,捕捉来自前线的战斗消息.我军伤亡的数字总是令我心碎,我知道那些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离二十岁还差几年的年轻生命.所以后来我看李存葆写《高山下的花环》,听董文华唱《血染的风采》,泪水始终抑止不住地哗哗流淌.
我们的大学生活在农场有了微妙变化.一些爱情的萌芽在春天的田野和黄河岸边悄然滋生,在大学“不允许谈恋爱”的禁令下秘密进行.朦朦胧胧的情感突然使春天刚刚解冻的土地充满诗意.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被我们的班主任尽收眼底.返回学校后的第一个班会,他满脸阴郁,用总结性的口吻说道：眼下我们班恋爱的苗头很严重啊,已经出现六对了.说完,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六”.这个数字让女生心惊肉跳,因为班里未出嫁的女生只有八个,女生们面面相觑,芒刺在背,每个人都变得形迹可疑.
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真实,其结果是.中文系在毕业后有三对喜结连理,迄今不离不弃.
2008年盛夏,其中一对的丈夫从广州飞抵西宁,执意要去看看农场.于是,我们一帮同学哗啦啦向着农场进发.三十年后的今天,道路已光滑黑亮,尘土全无,速度提高了三倍.但没有人能辨识出农场的遗址.当年农场的平房、小院、农田已无迹可寻,我们面对的是郁郁葱葱的苗圃和果园,那条用小毛驴车驮水的黄河由于蓄水已经宽阔而平缓,上面漂浮着几只闪动小彩旗的游艇,正在期待游客和黄河亲近.只有黄河对岸的山崖,还能为我们提供一点农场的佐证.我们站在黄河岸边,抬起一张张不再年轻的面孔,陷入远逝了的岁月.正如我喜欢的一位电影导演霍建起所说：我们对往事总有一种伤怀.
那一年里的很多事都令我们始料不及,被禁锢的电影仿佛开了闸的洪水奔泻而出,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电影《望乡》.尽管那部描写日本 生活的影片在放映时已作了删节,但从未触及过 内容的我看见阿崎婆异样的表情,还是忍不住问旁边的女同学,“她怎么了?”我的同学并不回答,只顾哧哧地笑.这随即就成为班里同学一大笑谈,很长时间里都令我羞愧不已.另一件事是交际舞的恢复,那气势就像干柴烈火,一经碰撞立刻火爆.学校几乎每个周末都举办舞会,跳舞的地方总被挤得水泄不通,多半人是来看热闹.而我们急于尝试,并不考虑舞技.跳到半场,竟出现了整齐划一、声势浩大的急行军步伐声,甚至盖过舞曲,令人啼笑皆非.我跳舞时第一次抓住男生的手,居然浑身颤抖.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人性从压抑禁锢到渐渐复原舒展,这个回归过程并非所有人都能体味得到.
我在那个诗人被当作偶像的年代里也尝试写诗,写了不出三十首,竟被邀请参加省作协的诗歌散文研讨会.我正上大三,融入这种场合完全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研讨会的程序基本遗忘,只记得会议间中国女排夺冠,我们全部跑到邮局去给女排拍电报.还有一位诗人,思考的时候总是蹲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痛苦不堪的样子.
上大二的时候,我第一次独自出了远门.我行走了南方几个城市,最后一站到达南京.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他在我们班年龄最大,因为工资要养妻子孩子,生活非常节省.总是安静地躲在角落看书,一边不停地抽一种劣质 .我不知道这和他后来的健康状况是不是有关,反正他的脸色不是很好.他在南京的家只有十个平方米左右,除了张大床和餐桌,似乎再摆不下更多东西.我在他家的两个晚上,是在大床下面打了个地铺.他的儿子不满周岁,晚上要啼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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