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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论文参考文献：
编者按：
傅璇琮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史研究专家、古籍整理专家和出版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和古籍整理规划、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学术界,傅先生是为人所熟知和敬仰的学者与长者.多年以来,傅先生对凤凰出版社和《古典文学知识》杂志,一直关爱帮助.今欣逢傅先生八十寿辰,《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特编发一组文章,以表祝贺.广大读者也可由此领略傅先生之学术风采和大家风范.
在当代学术界,傅璇琮先生是为人熟知和敬重的学者.他在数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累累硕果,久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到80年代的《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从与友人合作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到组织国内数十位学者编纂的《唐才子传校笺》,不夸张地说,已经成为唐宋文学以及唐宋历史研究者案头常备的工具书与参考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将来有谁像梁启超做《清代学术概论》那样,做一本当代中国的学术史,里面如果不出现傅璇琮先生的名字,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
同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傅先生不是在高校或研究所里工作.他本来可以成为一所名牌大学里的名教授,或者研究所的研究员,像那些大学者们一样,有大量的时间供自己支配,有成群的弟子为自己传名.他也确曾有过短期的在母校北京大学任教的经历.但历史老人那股不受人控纵的力量将他抛在出版社编辑这一人生坐标上,一下就是40年.
只要是对出版社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体会那种捆绑人的坐班制、喧闹的工作环境以及琐碎繁杂的编辑事务对编辑自己的研究带来的困难.对于近十数年尤其是近几年来一直承担着越来越重的行政责任的傅先生来说,其工作之繁忙杂乱,又自较常人为更甚.
虽然他说：“有人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种说法我并不大同意.因为一个好的有心的编辑,在工作中所学到的有时比在学校或研究机构中要实际得多,有用得多.”（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后记》,《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但这实在只能算是一面之辞.另一面他又说：“出版社工作的繁杂是学校和研究机构无法想象的,在上班时几乎恨不得一人生就三头六臂以应付各方面纷至沓来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事情,有时真像杜甫所写的那样,‘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白天忙得头昏脑胀,只有到晚间,待妻儿安顿好后才能稍稍有安静的时光,以求得一点‘时还读我书’的余兴.”（《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序》,同上书）
但让人钦佩的地方正在这里.如同50年代那场政治灾难不能阻止他,70年代云梦大泽里的下放劳动不能阻止他一样,这种“簿书何急来相仍”的工作环境当然更不会阻止他须臾放弃自己作为学者的责任.大的计划缺少足够的精力去思索,没有完整的时间去完成,那就像从海绵中挤水一样,将零碎的时间从原本应该留给休息的份额中挤出来.这样,在为学术界奉献出上举那些大部头的同时,我们便不间断地读到了他数量不少的单篇著述.
一
我们知道,对于治文学史的人而言,文史结合是被奉为不二法门的一条学术传统.上世纪40年代,朱自清先生在为林庚《中国文学史》所作的序中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朱自清《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主潮》,《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今天来看朱先生半个世纪之前的这几句话,既是对前辈及同辈学者学术道路的总结,也不啻是对后辈学者的预言.几十年后,傅先生的这本书里,同样是在为旁人作的一篇序中有这样一句话：“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傅璇琮《戴伟华〈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序》,《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的理解中,文史的结合固然是要求用史学研究的成果来为文学研究服务,也就是说将对诸如史料的爬梳与辨析、对史实的清理与复原等工作作为文学研究工作的先期投入.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究其实质,毋宁说是对实证学风的一种呼唤.
回溯明清之际,学者有感于明代学风空疏,转趋务实.有清一代,风会虽有迁播,总起来看,确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概括的,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这一由黄宗羲、顾炎武等首开其端的求实之风,至尔后的乾嘉学派乃造其极.乾嘉学派发扬汉学传统,用考据学的方法整理古籍,不仅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更在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上泽惠后人.考察二十世纪以降的学术史,不难看到这种治学精神在诸如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闻一多、顾颉刚、钱锺书等身上的一脉相沿.
但它在始于丙午的非常岁月中随着文化的被革命而受到冷落.非常的岁月也许容易过去,学术风气的复原就远比政策的调整来得慢而且难.加之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热和市场经济伴随着的浮躁之风,一时间空疏又俨成学术界的气候.明乎此,可以更清楚傅先生久为学界所称道的几部著作在当代学术史上的作用与功绩.尤其是《唐代诗人丛考》出版于80年代头一春,亲身经历了刚刚过去那段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那时的古典文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那几部著作是以具体的实学形态展现在研究者面前的,而《唐诗论学丛稿》中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得以直接了解藏匿在它们背后的作者的治学思想.写于1986年的《〈黄庭坚研究论文集〉序》说：
我希望研究者能潜下心力,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工作.在自然科学内,用严格的实验方法来确定事实有时会导向规律的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是否也由此得到一些启发呢?规律是要谈的,新方法的运用也是值得讨论的,但科学研究必须有大量的事实作基础.脱离大量的事实而侈谈规律和方法,就会像下面所引王僧虔诫子书中所说的那样,是非常危险的：“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傅璇琮《黄庭坚研究论文集·序》,《学林清话》,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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