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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一、新趋向和热点聚焦
（一）关于文学史建构的探讨 文学史的合理建构及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一直是研究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开启以来,对于文学史本身的论争就从未停息,从对尘封作家作品的发掘和重评,到对“雅”“俗”二元对立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和调整,再到对“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等文学价值标准的考量和批判,反思浪潮不断涌入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在不断的反思和争鸣中,文学史的起源和具体时间界定、命名、分期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价值立场、叙述方式、话语权力等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近年来,研究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
在现代文学史的起源和具体时间界定问题上,学界不断对以往被普遍认同的以“文学革命”为起点的“1917年”说和以五四运动为基点的“1919年”说提出修正和质疑.如学者栾梅健通过对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的语言、结构、主题意旨等的考察,认为该作具有断代价值,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标志的界尺”,其发表时间“1892”年,即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1）.严家炎先生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辟和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甲午的前夕.”（2）丁帆教授则主张将“1912年”作为“新文学发端的起点所在”（3）.这些观点都试图将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前挪”,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
学界对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观照主要有两个面向：其一,对既有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质疑和反思.如李永东先生撰文反思“新文学史观话语霸权地位”（4）在具体的文学史写作中的表现及其对文学发展历程的歪曲和遮蔽;贺仲明先生则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考察反思了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商业文化等权力因素对文学评价和作家作品价值定位的影响（5）;而文学史书写中的古典诗词、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等的地位和入史问题更是研究者反思和讨论的焦点话题（6）,如陈国恩教授就指出在海外华文文学入史问题上应当“防止学科本位主义的倾向”（7）.其二,对文学史重新建构的价值标准和书写原则等的讨论.如丁帆教授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舍不得丢弃那些坛坛罐罐,而应该有治史者的大气魄,切割掉那些不适宜入史和勉强入史的材料,抛弃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沉重包袱.”（8）主张对文学史做“减法”,对作家作品进行重新筛选和定位;王彬彬教授认为：“文学史编写的基本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叙述特定时期文学创作的面目,是尽可能深刻细致地揭示特定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9）因此,文学史写作要分清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并尽量避免“扯平效应”和“排异效应”;朱首献先生提出文学史书写的“个体意识”和“类意识”的概念,认为当前更应强调“文学史的个体意识”（10）.随着学界对于文学史问题讨论的深入,及诸如“现代中国文学史”（朱德发）、“汉语新文学史”（朱寿桐）、“民国文学史”等一系列新的文学史命名的出现,新一轮“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重启,似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二）对“民国文学”的聚焦 文学史上一种新的学科命名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新的文学史观念和书写方式的转变,此前“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命名的提出无不如此.“民国文学”（11）之所以会成为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的焦点概念,其缘由大概亦在于此.随着这一概念的不断升温以及学术论坛和专栏等研究平台的形成（12）,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对“民国文学”的讨论,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诸如“民国史视角”（秦弓）、“民国机制”（李怡）、“民国文学风范”（丁帆）等相关概念.
学界对“民国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对“民国文学”命名的合法性及其内涵和价值辨析.在张福贵教授看来,“民国文学”的命名采取的是“从意义的概念重新回到时间概念上来”的策略,同时也是对“现代文学”命名所暗含的“意义的单一性和判断的先验性”（13）的反拨.因此,“民国文学”不仅符合中国文学以政权更迭的朝代为名的命名方式,而且可以打通“近代”和“现代”,连接前后形成文学史叙述的连贯性.二是对“民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视角的意义和价值的探讨.不少研究者指出,“民国文学”具有“内涵的多元性和边界的开放性”（14）特质,可以涵容在此时间段内产生的一切形态的文学样式和思潮流派,使学界可以“暂时搁置先进/落后、新/旧、现代/传统之辨,在一个更宽阔的视域内阐述文学现象,取得比‘现代文学’叙述更丰富的成果”（15）.此外,它还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学产生的历史现场,让研究者重新认识文学和具体的“国家历史情态”（李怡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改变我们对这段文学史的理解和认知（16）.三是对“民国文学”概念的质疑及对其价值限度的审视.如有学者指出“民国文学”概念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是否会影响其作为纯粹的“时间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使用?能否避免外在政治因素的干扰?（17）有学者质疑“民国文学”的提出“实乃有意忽视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内部发生的根本性突变,抹杀了‘现代’等因素在这一突变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18）.甚至有学者不无偏激地认为“民国文学”的提出是一种“学术炒作”,“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学术史上的反动和逆流,应该坚决予以批判.”（19）而更多的学者则从学理层面深入分析,指出了其内在的不足之处,如张桃洲先生认为：“当‘民国文学’成为论者所期待的某种‘可以包罗万象的时间容器’时,这个概念面临的最大难题或许恰恰是,无法确定一个像‘现代文学’的‘现代’那样的理论支撑点.”（20）此外,“民国文学”所指涉的对象及其时间界限等具体问题在研究者中并未形成共识（21）,而对这一概念的探讨也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缺乏真正的文学史写作实践,凡此种种无疑都是这一课题研究的症结所在,当然这些还有待开拓的学术空间也正是其价值所在.
（三）“本土化”转向和传统复归 近年来,西方理论热潮逐渐“退烧”,新的理论、方法、名词满天飞的情况有所改变,以往一味学步西方的研究路径受到质疑,研究界开始检视和反思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的阐释效度,对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也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和此同时,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都出现了转向“本土化”的呼声,要求重视“本土经验”和民族传统.在传统复归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和传统”遂成为研究者关注和讨论的话题（22）.这当中潜含着对西方文学和文化施于中国文学持续近百年的“影响焦虑”的一种反拨和矫正,一方面试图用“本土性”来对抗和消解以西方世界为参照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创作中突出“本土经验”或“中国经验”,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并试图建构新的诗学理论和阐释体系.这些欲使中国文学及理论重新复苏并走向世界的尝试和探索都是有益和值得嘉许的,但当中传统负性面的沉渣泛起也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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