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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言小说中对人性内在限度的反思历来显著而犀利.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反思有着人性思想史维度的意义.这其中蕴含着力图超越儒家传统对人性审视的限度,在人性光明理想的展望下深入挖掘和反省人性潜在的自在之恶,对人性有着更透彻的领悟和反思.
关键词：莫言小说 人的内审 传统人性观照范式反思
莫言在接受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采访中谈到,对人性的思考和反思是他创作一以贯之的核心追求,“让我一直坚持不懈的,是对人的灵魂深处奥秘的探索”{1}.并且莫言还力求探究人之恶究竟有着何种程度,为什么有些“天生的恶人没有道德观念和底线”{2}.莫言在创作谈中认为自己有着“直视人类灵魂的丑和恶”{3}的人性内审眼光.而莫言对人性反思的目的正是在于穿透黑暗,展望背后的人性理想的光芒.{4}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等小说中,莫言对人性的犀利审视就初露锋芒,那时的莫言已经反省了对外部因素的归咎,直面人性自身之恶.莫言这一内审化的人性反思视角相比较当时新时期的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作品中还习惯性地将人性中的恶归因于客观社会的、政治的因素而言,有着一种客观化的反拨诉求.莫言曾经对此明确反思道：“涉及很多历史问题时,我们过去总是要把枪口对外,把一切的灾难都推给某个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阶层,把一切的错误都委于他人,实际上也是不对的.”{5}正如莫言在《白杨林里的战斗》中,借黑衣人之口对这种客观推脱犀利地批判道：“真正的愚蠢是委过于他人,委过于社会.”{6}应该说,这一思考从人性思想史的维度上来观照也颇具意义.
尽管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并不乏对人性 的反省,但在整体上力求达到“内圣外王”的诉求下,对人性之恶的审视,“对生命的昏暗和人世的缺陷,只做间接的映衬和侧面的影射”{7}.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史论》中指出,孟子将人性中的不良因素归结于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孟子非常重视环境对于一般人的影响.心虽然是善的,但若无适当的环境,则就一般人而论,心的‘思’的作用发挥不出来,便失掉了心的自主性.”{8}“在孟子看,恶是后起的,是环境的产物,即‘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的物,也是外在的环境;所以孟子重视改造环境,及在环境中的存养.”{9}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则更犀利地指出：“儒家在道德思想中所表现的,对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一刀切入,有较深刻的剖析.”{10}因而从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性文化语境考量,莫言的人性思想有着一定的深化性,因为莫言在人性光明的终极理想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人性反思.
台湾思想学家张灏曾提出“幽暗意识”这一术语{11},“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和宇宙中和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12}在《幽暗意识的形成和反思》一文中,张灏先生明晰地指出“幽暗意识”概念提出的初衷不在于政治维度的人心管辖,而在于理想化的道德生存维度.他认为,“幽暗意识”和中国法家、西方传统里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现实化的人性恶认知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对人性中的 和阴暗性的接受,是在此前提下去思考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幽暗意识”虽然正视人性和人世的阴暗面,但是是在本着人的理想化的道德生存意识下,对这阴暗面加以抗衡、疏导和控制,以此循序渐进地改善人性.{13}
因而“幽暗意识”不是对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性恶论”观照人性的简单横向移植,而是汲取了基督教对人性潜在的恶的警醒和抵制的精神向度.正如黎鸣先生在《问人性》中指出的,诸如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主张人性本恶观念的宗教情感中,表现出激烈、超越、执着的抗恶精神”{14}.而张灏先生同时结合儒家对生存的忧患意识,立足于人的理想化生存维度,跨域对比中西文化起点的人性假设的各自优势而提出了该概念.应该说,“幽暗意识”的归结点是在生存的道德理想之下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它并非要求导向超验的上帝,而是力图超越儒家传统对人性审视的限度,对此有更纵深透彻的反省和领悟,不对人性中潜在的恶持有廉价乐观的人生态度,有着对人性潜在的自在之恶的时时警醒和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幽暗意识”调整了中国传统文化判断人性的一般思考范式,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客观外在的推诿,从人性的自身局限进行深入质询,进而达到对人性内在洞察的视角.从某种程度而言,莫言对人性内在局限的思考也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照眼光.莫言在这种眼光的洞察下,勇于面对人性的残酷,揭橥出人自身的恶性.而这种观照的背后也体现着一种“悲悯”的主体立场.莫言认为,小悲悯同情小善,演绎一种赞誉善人善事的普范化道德立场;但是大悲悯体现作家追求齐视善恶后的一种超越化眼光,不仅抚恤良善,同样并不回避罪恶和肮脏.{15}
正是在直视“罪恶和肮脏”的人性内审观照下,莫言在作品中尤为深入肌理地剖析了刑罚和暴力场景中残忍的人性结构.《檀香刑》是一部反思 人性的集大成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莫言对人性之恶勘探的深度,也为当代文学贡献了“看客”“刽子手”的经典形象.我们知道,在看客的人性反思上莫言和鲁迅先生的国民性反思是一脉相承的;而同时对刽子手人性的观照,莫言又拓进了人性审视的疆界.
在《檀香刑》里,刽子手赵姥姥对害命谋财的美丽 处以极刑“凌迟”的时候,围观的看客们争先恐后去围观,上演了万人空巷、被踩踏者甚多的“壮丽景观”. 看客对这种惨烈 的场面如痴如醉,甚至于刽子手的表演不符合看客的期待标准,看客们还会对其发泄私愤.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和惩罚》一书中曾以一些史实案例说明民众在观刑过程中并非被动地接受盲从,也有自身尺度评判的依循.比如一个案例中,“阿维农的一名刽子手把三名强悍的强盗搞得过分痛苦,欲死不能等围观者群情激奋,斥责刽子手”{16},观刑的民众会对量刑的不公或是刽子手在施刑中产生的 有着足够的警醒,甚至民众认为超过律法所制定的惩罚阀限后会酿成民愤和 .而莫言笔下的看客中却鲜有保持这种良知准则和底线的.《生死疲劳》毒打西门牛的一节,正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看客们邪恶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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