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之谜,本文是一篇关于十大名人家书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十大名人家书论文参考文献：
《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是由一位名叫襟霞阁（主）的人编纂的,最早的版本是1925年由上海共和书局出版的《十大名家家书》.1935年上海 书店再版时以《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为名.20世纪90年代后还有一些类似版本在出版.上述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这十大名人绝对是清朝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郑板桥、纪晓岚、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自1925年初版开始,《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曾多次再版,至今仍然流传甚广,可见“名人效应”之大.然而,经专家多方考证,其中大多数家书多有伪造之嫌.由于作伪,我们在这些家书中会发现很多富有想象力的错误,诸如生死对话、张冠李戴、穿越时空、违背常识乃至虚构人物等,在此,先来说说其中业经专家考证确认作伪的四种——《林则徐家书》《李鸿章家书》《张之洞家书》《袁世凯家书》.
奇异的“生死对话”
战争时林则徐被遣戍到新疆,后获赦调任云贵总督,携夫人到昆明就任.不幸的是,到昆明没几个月,林夫人就病逝了.可是《林则徐家书》的最后几封信,竟然是林则徐在林夫人病逝后写给她的！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赴京应试时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的,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8年,生母朱夫人去世已有23年,而在《张之洞家书》中,却出现了他在中试之后给“双亲”写的三封信,报告中试的喜讯,并且还誊抄了考试的试卷给他们.
《李鸿章家书》中这种“生死对话”更多.其中一封“禀父”信,称自己正在给曾国藩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做“校正”.实际上,李鸿章是1859年才进入曾国藩的幕中,如果有校正《经史百家杂钞》的事,应该是在1859年之后,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于1855年7月就已经去世了.还有,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死于1863年,而李鸿章却于1882年和1886年写了两封信给昭庆.三弟李鹤章死于1880年,而李鸿章却于1882年还给鹤章写信.
叙家常恍如写小说
晚清人大多还是实行《红楼梦》式的大家庭制度,聚族而居,按照常理,那时的人对于自己的亲人,不但是父母子女,包括兄弟亲族、母党妻党的状况都应当是相当熟悉的,而在多个家书中都出现了搞错亲人情况的现象,让人产生亦真亦幻仿佛读小说的感觉.
举例一：林则徐搞错儿子的年龄.《林则徐家书》第7、9两函是林则徐分别写给长子汝舟、次子聪彝的,可是却把两个孩子的年龄搞错了.汝舟时年26岁,信中却说“年方三十”；聪彝才16岁,信中却说“年虽将立”（也就是将近三十岁）.
举例二：李鸿章不知自己有几个弟、妹.李鸿章兄弟六人,长兄瀚章、鸿章行二、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都是一母所生.但在李鸿章给瀚章、鹤章的家书里都说“吾兄弟四人”,岂不是笑话.究其原因,大概是在李氏兄弟六人中,前三位和六弟昭庆四人在晚清都是声名显赫的,而蕴章和凤章的名气较小,所以作伪者把他们俩给漏掉了.此外,《李鸿章家书》中还提到“益妹”,可是李鸿章总共只有两个妹妹,都不是名“益”的.《李鸿章家书》中有十封信是写给“文儿”和“玉侄”的.看信的感觉“文儿”应该是李鸿章自己的儿子,其实李鸿章那时还没有孩子,那之后很久,他的弟弟才过继了一个儿子给他.至于“玉侄”,家书中说他是三弟李翰章的儿子,还说“玉侄”还和“文儿”一起勤奋“耕读”.但实际上李翰章那时只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李经畲,不叫“玉”,才四岁的孩子也谈不上“耕读”.这李鸿章念念不忘的“文儿”和“玉侄”,看来是出于虚构了.
同样虚构人物的还有《张之洞家书》,其中先后十余次说到他的三个母舅及舅母.但这些多次出现的母舅、舅母,均是子虚乌有之人.
不合制度及常识性错误
按说,写这四种“家书”的人都是朝廷重臣,最不会搞错的就是朝堂上的事儿,但奇怪的是,在他们的家书中,类似的错误却是一再出现.
举例一：封疆大吏搞错皇帝尊号.清朝皇帝的称呼,有这么几种：一是最通俗的叫法,直呼年号,比如我们常说的康熙、乾隆、嘉庆等,其实都是皇帝的年号（因为入关之后的清帝们,一般一朝只用一个年号,叫起来也方便）；另一种是对已去世的皇帝称呼庙号,也就是他的牌位被供到太庙里时得到的尊号,比如努尔哈赤庙号太祖,皇太极庙号太宗等,又称为“某庙”,比如顺治帝庙号世祖,又被称为“世庙”.而林则徐、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在家书中居然犯了这样“大不敬”的错.
林则徐第42封给弟元抡的信有这样一段话：“愚兄本系一介文士,得邀宣庙恩遇,以御史历任封圻.而今上恩慈,更逾于先朝,不以卤莽见罪,反视作剿匪平乱之干员.”这里提到了“宣庙”（道光）和“今上”（咸丰）两个皇帝,但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信约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离道光皇帝去世还有两年,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出现“宣庙”这样的称呼呢?而那时候的皇帝还是道光,怎么会又冒出来一个“今上”（咸丰）呢?
《张之洞家书》中有一封据说是在湖广总督任上写给儿子的,其中提到：“而汝父之得有今日,其原又何在,实早受德宗及西后皇上之厚恩.”张之洞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期间曾多次任湖广总督,不过这多次任职都是在光绪皇帝在位期间.光绪皇帝是在去世后的第二年（宣统元年）正月才上庙号为“德宗”的,因此,张之洞显然不可能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光绪皇帝尚未去世）就称光绪皇帝为“德宗”.
举例二：李鸿章不明科 本规则.科举是古代读书人的主要进身之阶,因此他们对科甲的基本规则都是了如指掌的,奇怪的是,科甲出身的李鸿章却在“家书”中一再说错话.《李鸿章家书》中有一封“禀母”书,向母亲报喜说自己在乡试中中榜,“放榜之日,男列二甲第十三名”,暴露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古时进士分成“三甲”,而举人仅列名次,是不分“甲”第的.实际上,李鸿章这年中的是顺天恩科乡试第84名举人,是没有甲第之说的.另一封报告自己中进士之喜的《禀母》信称,“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等现已入院视事”,这也是没有常识的.实际上,举人中了进士以后,再经过朝考,然后引见给皇帝,成绩优异者进入翰林院,在翰林院待三年后才授给修撰、编修等职.李鸿章刚刚中了进士,哪有马上就成为编修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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