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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典论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曹丕的《典论·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新特点,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之作.但在文论造诣的同时也微妙的利用文学说辞道出对士人们的诱导,具有消解士人建功立业的抱负之政治意图.
关键词: 曹丕;典论·论文;政治意图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8)02-0060-03
兩汉大一统时期,统治阶级以儒家思想为尊,文人可以读经入仕.而进入汉魏时期,中国的历史由“大一统”走向分崩离析,社会动荡,文人思想活跃.统治者为了稳住民心,巩固政权,力图在思想上说服士人,尤其是异己者.曹丕的《典论·论文》产生于这个时期,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新特点,微妙的利用文学说辞道出对士人们的诱导,具有消解士人建功立业的抱负之政治意图.本文试图从中国文论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去分析《典论·论文》中蕴含的政治思想内容.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令人瞩目的时期,在尤其特殊的人文环境下,文化自然打破汉代的大一统而呈多元化状态,可谓是文学的觉醒和自觉时期,表现文人真性情而非单纯歌功颂德的作品大量呈现.《典论·论文》应为曹丕立为太子前后所作,作品前后曹丕的生存环境主要是争取太子之位.此前因异母兄曹昂战死,曹丕就成为曹操的长子,曹植是其弟,曹丕担忧曹操偏爱弟对已不利,而且在立嗣的原则上,虽说儒家遵奉“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但是这个传统在历代没有严格的执行,加之曹操一直提倡“唯才是举”,所以曹丕始终无法释怀,籍文字表达出文学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文学史立身扬名的有力手段,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
建安时期“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学创作表现出与前代不同之风,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典论·论文》开一代文风,影响一代之文学,许多文论上新的提法、新的理论呈现在世人面前.比如杨雄《法言·吾子》讲“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句话是在比较“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差异中,说出了“丽”是赋的基本美学特征,而且在“则”的前提下,肯定诗赋之“丽”的美学追求.但是就曹丕的《典论·论文》而言,直接提出“诗赋欲丽”的审美追求,通俗得无以复加,抛开诗赋的道德教化功能,将审美和娱乐功能特征推到极致;《世说新语·巧艺》注引《典论》曹丕自叙说:“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两汉彰显经学家人格时,经常赞扬其少不好“戏弄”,曹丕确不然,曹丕有意夸张自己对文艺之事的痴迷,将文艺之事从政治、道德以及功用中抽离出来,从曹丕的政治地位看,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的观点,正是希望士人沉湎于此类事物,忘记政治纷争与道德准则的思想影响.
西汉时至东汉的仕人的言行必遵循儒家之规范,东汉之时,士大夫以经义为宗,以仁孝为贵,甚至阉官大多在文辞上都比较讲究,那么对于曹操发布的“举贤令”以及曹丕倡言“诗赋欲丽”的理解则自然不可停留在文表,深究其启示意义推论这些举措和主张必有一定的政治企图.而且很难设想在建安时期的血雨腥风社会环境下,曹丕会作一篇与现实政治斗争无关的文章,就是要论文章,也难免流露出政治的谋略,这似乎更符合实情.对《典论·论文》应作这样的理解.反观曹植失宠,似乎也不在于他酗酒犯规,主要源于曹植的政治立场左右不定,有时偏向于那些头脑“顽固”的士大夫一边,《魏志·陈思王传》斐引《文士传》,曹植的亲信丁廙对曹操称赞曹植的“天性仁孝”.相对于曹操与曹丕,曹植的儒家色彩比较浓郁,这样就给曹操留下这样的印象:曹植缺少政治斗争所必需的强硬态度和斗争谋略.显然丁廙上述所言非但没有帮助曹植,反而加快了曹植失宠的步伐.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观曹氏招麾人才的意图,很明显的就是控制思想舆论的一种手段.把一堆文人招在眼皮底下,即使他们不给自己歌功颂德,但也尽量不给他们留下胡乱发挥,造谣生事的机会.从《曹操集》残存的《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赠丁仪王粲》等来看,尽管有一些时间七子们或多或少找到了一些归属感,但从总体来看,七子们归魏后的心情郁闷的成分还是多一些的,有自投鸟笼的感受.曹植对七子十分同情并加以宽慰,这样就与曹操将此辈待之以文学侍从的初衷相背离.所以曹植在政治上被曹操遗弃,也在情理之中.
二
前文所述《典论·论文》作于曹魏伐汉的激烈斗争之时,朝代更替虽说是历史必然趋势,末汉无法逆转,但朝野的动荡变化必然引起天下人心的不安,特别是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尤其敏感,他们大多会从舆论的层面在民间呼喊奔告进行反抗.由此看来,创作于这个大背景下的《典论·论文》的主旨不可能是单纯文学之用,其政治意图对应而生,就是要消弭士人的抵制情绪,摧毁士人固守的传统的精神家园,从而减少代汉的阻力,为顺利完成以魏代汉而出此大作.
曹操在建安年间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直接宣称“性不信天命之事”,用突出才能来消解古之以来的道德操守,这必将动摇汉代以来维系秩序人心的经学基础.曹丕此时谈论文之“四科”,文字表面仅涉及文体风格,尤其是谈论诗赋时,只强调“丽”,未提政治功用.我认为两者在文章中表述的差异,并非是文学的“自觉”,称为隐晦的政治居心似乎更为恰当一些.曹丕避而不谈谈道德教化,这与其父的“举贤勿拘品行”相比较,作为政治谋略不但有继承且更有发展,力图摧毁政治劲敌传统儒家之精神堡垒,进而取得政权的成功更替.
荀彧与曹氏父子的关系极为密切,《魏志·荀彧传》说荀彧为上书令,曾进言曹操:“昔舜分命禹、稷、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等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字,使干戈蕺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具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立言,诚佛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此文中的荀彧很显然将曹*作“姬旦宰周”,“姬旦”就作为一个遏防曹操野心的符号,在此力劝曹操在尊崇传统.欲国之稳定,立功立德立言三者均是关键,缺一不可,此*调“立言”乃是重振刘汉之儒家学术及学术规范,进而挽刘汉江山之稳固不倒.但是曹操坚信强权是乱世中维护政权的唯一保证,但是荀彧不服,反而坚持己见.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曹丕典论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曹丕典论自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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