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和外国文学比较三十年,本论文可用于外国文学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外国文学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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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聊斋志异》和外国文学的比较相对其他聊斋学研究来说数量较少,但却有着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就其自身发展轨迹而言,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无论是80年代马列文论为主导的比较研究、还是90年代影响研究开始纳入学者的视野,抑或是新千年日趋多元化的研究局面,都无不折射出独特的时代特色、鲜明的理论视角和和时俱进的美学关怀.
关键词：聊斋志异；跨文化；外国文学；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11)02－0140－13
《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和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在清代诸家的点评中早已有之,冯镇峦就曾将其和《水浒传》、《西厢记》作过比较,后来学者们在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但国内学界对《聊斋》和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却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研究由最初的空白逐步向纵深拓展,呈现逐级上升的发展趋势.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从外国文学文化视角对《聊斋》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有105篇,其中包括95篇期刊论文、8篇硕士学位论文和2篇博士学位论文.此外还涉及10部著作(见表一).由于不同年代的研究视角和关注点直接受制于当时的文艺思潮,因此《聊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其分成三个阶段.1979年到1989年为第一阶段,共有13篇文章,涉及到奥地利、俄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文学作品.这一阶段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多数停留在思想主题的异同比较以及马列文论指导下的社会学分析层面；1990年到1999年为第二阶段,产生论文23篇,相关著作4部.涉及的国家有意大利、日本等7个国家.在1991年第—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加强了和国际学者的沟通交流,推动了《聊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聊斋》和日本文学的影响研究.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末已经有学者开始进入文化深层进行比较,为新世纪专门的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2000年到2010年(9月)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数量大增,产生期刊论文59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1篇,相关著作5部.此外,学界还开展了第二次国际聊斋学讨论会,大大促进了聊斋学的国际化.从内容上看,《聊斋》和西方文学的美学比较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不少研究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作品(如：越南、哥伦比亚等)；有的研究者还用叙事学、母题学、文化研究等新方法和新角度切入研究,使得《聊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日趋步入多元化(见表二).
一、马列文论主导下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伊始,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伴随着日益复苏的经济大潮涌进国门,一度独踞文坛的马列文论在得到恢复和深化的同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挑战,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现实主义”、“反映论”、“现代派”的文学论争.在这种新和旧、传统和外来文化接轨之初的背景下,《聊斋》的研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79年2月28日,吴德铎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聊斋志异>和华盛顿·欧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将《聊斋》和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的文章,也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聊斋》跨文化比较之作.文章认为,《聊斋志异·贾奉雉》中“一梦数十年”的情节和欧文《利普大梦》中的情节有相似之处,并推测欧文的小说创作有可能和“刘阮上天台”、“前度刘郎”等中国的古老传说有关.文章虽然因缺乏考证而显得学理不足,但其较早的跨文化比较意识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接下来的80年代,从跨文化视角对《聊斋》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共12篇,其中有8篇涉及到社会学角度的分析.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马列文论主导下的思想主题(主要是《促织》和《变形记》的“变形主题”)的探讨,同时也显示出对“象征写意”、“荒诞魔幻”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念的深度关注.
1979年－1989年,《聊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较多地集中于纯美学角度的平行研究,其中包括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几个类型的比较.首先是思想主题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聚焦于《聊斋·促织》和卡夫卡《变形记》“异化”主题的比较上.方平在《对于(促织)的新思考——比较文学也是思考的文学》(《读书》1982年第11期)中倡导比较文学的“思考性”,并试图通过比较《变形记》和《促织》来论证平行研究在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思考分析.作者认为,“人变蟋蟀”和“人变甲虫”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不合理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悲剧,虽然两篇文章都富有悲剧色彩,但其悲剧程度却有所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历史因素而非美学因素.方平通过分析具体文本来阐释比较文学的本质,为当时和后来比较文学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借鉴.虽然“异化”主题的比较颇具创意,但很快遭到了学界质疑.王枝忠的《(对于<促织>的新思考)引起的思考》(《读书》1983年第6期),考察了《聊斋》的不同版本后继而对方平的观点提出挑战,文章提到,《促织》中“人变虫”的情节最早出现在青柯亭刻本《聊斋》中,而在更早一点的“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以及蒲松龄的手稿本中尚未出现,再加上青柯亭刻本的编撰者对原本进行过改动,所以《促织》的“异化”情节是否出自蒲松龄之手尚且存疑,因此对蒲松龄和卡夫卡在“异化”维度上的系统比较也就受到质疑.《促织》和《变形记》比较的文章贯穿了《聊斋》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三个阶段,不同时代的比较反映出不同的学术风尚.80年代关于这一主题探讨有着浓厚的马列文论色彩,如厉严正的《(变形记)和(促织)》(《南都学坛》1984年第4期)通过两篇作品的比较论证了卡夫卡和蒲松龄在时代、地域、社会制度和出身教养等方面的差别；方晓明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虫——(促织)和(变形记)比较》(《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认为两位主人公“变虫”的不幸遭遇源自社会政治、家庭环境、自身性格三个因素；孙大公的《为悲怆人生增添一线喜色——也谈<促织)与(变形记)的比较》(《丽水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从社会环境和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探讨了两部作品不同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牧惠的《蟋蟀、甲虫与牛鬼蛇神——(促织)、(变形记)、(我是谁?)中的荒诞意识》(《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认为三部作品中的荒诞意识源自本身荒诞的生活.其次是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涉及的两篇文章都是有关《聊斋》中典型人物婴宁的比较.其一是方平的《我国古典文学和莎士比亚》(《读书》1980年第8期)发现了婴宁和莎士比亚《无事生非》中主人公白特丽丝在“爱笑”的互同性背后隐藏的差异.作者认为,白特丽丝的笑声是文艺复兴时期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武器,而婴宁的笑声却在封建礼教压制下归于沉寂,造成两部作品不同结局的原因是社会背景的差异.文章追溯了造成主人公命运殊途的社会根源,显然也运用了马列文论的批评方法.其二是戚鸿才的《天真、新奇、脱俗的“自然人”形象——婴宁和多拉的比较》(《黔南民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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