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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一、“新历史小说”的名义
“新历史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曾经喧赫一时.作为中国先锋派文学的重要成员,它曾经有过耀人眼目的表演.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它的瓦解也和它的兴起一样突然和迅速.时至今日,“新历史小说”在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文学概念了,但从小说文体发展的内在需求来看,新历史小说远远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它只是一直在蛰伏,正在默默地汲取养分,为它的重新振鸣积蓄能量.
要谈论“新历史小说”的可能性,首先必须谈论“新历史主义批评”.
新历史主义批评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文化界,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为始作俑者.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造型》一文被公认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奠基作品.而“新历史主义”这一称谓,则是他在发表于1982年《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论文集中第一次提出来的.
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纷繁复杂,但也有着隐约可见的共同的理论假设.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它“宣称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的,是被人写出来的,写史者的个人偏见影响了对过去的阐释.因此,历史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某种真理,也从来不会给我们有关于过去事件的完整的精神的图景,历史和其他学科一样,是思考和描述世界的一种‘话语’”.（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第2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而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也认为：历史并不是通常理解的那种线性进程,它没有明确的开始、发展和结局,也并非有目的地朝着某种已知的目标前进.
另一位新历史主义思想家海登·怀特创立的“元历史”理论,彻底打破了客观、真实的历史和想象、虚构的文学之间的界限.他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提出：我们需要重新修正历史编纂学的叙述模式中通常使用的诗歌和散文之间的区别,认识同亚里斯多德一样古老的历史和诗歌的区别既阐明了历史和诗歌又混淆了这二者等历史和文学最终合而为一,一切的历史文本都成为文学的文本.
此外,蒙特鲁斯、乔纳森、戈德伯格、加拉特、阿姆斯特朗等一批理论家,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新历史小说”的概念不可能避免地产生了.
然而,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新历史小说”一词如同它自己的主张一样,似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提出者,也没有一种明确的界定.而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一些观念来看,“新历史小说”的实践实际上远远早于这个概念的产生.出版于1939年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巨著《芬尼根的守灵夜》,无疑就是一部典型的“新历史小说”.在此之前,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创作于1907年至1922年的七卷本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新历史小说”.而在遥远的东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发表于1922年的短篇小说《竹林中》（后被黑泽明导演改编为电影《罗生门》）,其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不确定叙述,也堪称是一篇“新历史小说”发韧之作.
此外,大量的“新历史小说”作品,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中国作家鲁迅的《故事新编》、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和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意大利作家埃科的《玫瑰的名字》等,无不早于“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新历史小说”概念的提出和产生.
可以这样理解,在世界文坛,“新历史小说”概念的产生实际上是对于二十世纪大量关于历史的新小说写作的一种总结.
二、中国“新历史小说”的表演
在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的演变和世界文学的进程并不同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刚刚经历“解冻”的中国当代作家,在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开始了先锋文学的实验.中国文坛产生了莫言、余华、格非、苏童等一批先锋小说家,他们的创作大多涉及了“新历史小说”这一领域.“有的批评家甚至认为,从1987年前后持续到1990年代前期的先锋小说运动,在其核心和总体上也许就可以视为是一个‘新历史主义运动’,因为其中最典范的作家（如莫言、余华、苏童等）,其代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王侃,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梁》、余华的《鲜血梅花》、苏童的《 之家》、格非的《迷舟》、叶兆言的《追月楼》、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周梅森的《国殇》等一批小说,在语言、结构、历史意识等方面的探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对传统历史小说创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颠覆作用.
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之后,随着先锋派小说的没落,“新历史小说”的实验也迅速消隐.这一时期,一批“文化散文”作家逐漸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了散文和小说的界限,用“新历史主义”的叙述方式来写作历史散文—有的散文家认为,他们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小说创作.张锐锋等散文家的作品如《古战场》《祖先的深度》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延续.
同时,仍有一小部分小说家在顽强地进行着艰难的“新历史小说”探索.他们的作品并不多见,只是偶尔零星出现在文学期刊上,也并未造成较大的影响和冲击.但在潮流隐退的背景下,他们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更多地是出于单纯的兴趣,他们的探索在文体的意义上似乎也更加纯粹,或许也更具备纯文学的意义.
三、中国“新历史小说”创作之可能性
中国“新历史小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式微,令许多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研究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新历史小说”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些文学批评论文和文学史著作,已经争先恐后地对中国新历史小说现象作出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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