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国际历史和社会学视角,此文是一篇社会学视角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社会学视角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国际变化,于是,历史社会学重新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涉及众多的理论流派,它从不同于政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注重国际关系的社会和历史属性,尤其是把国家重新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之中,以此为基础重新铨释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如“国家”和“国际”等,并把它们置于社会或世界整体中考察其演进过程,尝试建立替代性的解释模式.这些解释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是一种新的探索.
关键词国家 国际 历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30-36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或国家间关系、世界的结构和进程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历史社会学家的视野.[1] 和此同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等已不能解释世界变化,特别是冷战前后的变化,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区域使两门学科走到一起,国际关系研究便有了“向历史学转向”和“向社会学转向”.[2]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社会学开始出现于国际关系学科之中,历史社会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复兴了,其中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沃勒斯坦、霍布森(John M. Hobson)和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等,[3]英国国际研究联合会(BISA)也成立了“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平台.
人们用不同名称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如“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国际社会学”、“世界社会学”等,但历史社会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纷争的概念,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其中充斥着众多相互竞争的派别,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派别界入加重了这种混乱,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由此很难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充其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大致统一.霍布森把“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分为八类:新韦伯主义的、建构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后现代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和女性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等,[4] 内容涵括太多,本文只能从其核心或要义方面简述历史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一、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世界的变化,这是历史社会学吸引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5] 沃尔兹强调国际体系中无时间变化的结构(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继承了行为主义的反历史主义传统,因而被指责为“现世主义”(presentism)的、 “现世崇拜”(chronofetishism)的和“现世中心论”(tempocentrism)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向历史学转向”.[6]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受政治理论影响很大,尽管沃尔兹结合经济因素阐述国际政治结构,但忽视了其他因素,这是反社会学论(asociologism)的,[7] 其后果导致了国际和国内区域的分离,国内政治是有等级的,国际政治则被称为“没有政府的政治”,从而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具体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8] 因为国际区域并不是独立于国内事务之外;单位或个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主权国家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等级结构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形式,它们可以共存;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国际体系,而是很多,两者相互联系.
变化的根源来源于行动层面,产生以上弊端的原因就是忽视了这个层面,尤其是国家层面.例如,在行动和结构关系图式中,沃尔兹强调结构对行动或个体的制约作用,但排除了对单元或国家的分析,忽视国家和国内政治的具体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国家因此被踢出分析之外.[9] 此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的,[10]因为国际关系建立在威斯特威利亚体系之上,非欧洲地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方法和社会建构的方式没得到认同,无政府主义偏好是欧洲中心论的自然延伸,等等.[11]
为克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应以历史社会学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然而,和历史社会学本身一样,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也边界模糊,其中不仅有一批具有强烈学科意识的学者,如霍布森、马丁•修(Martin Shaw)、林克耐特、沃勒斯坦和布赞等,也有一些使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学者,如费丽莫、艾肯伯瑞和克莱斯勒等.研究方法也具有多元特征,既可以是诱导式的或演绎式的,也可以建立在构成性理论(constitutive theory)或因果关系理论之上,在它们的一端是理性选择、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路径依赖、即时性(temporality)和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另一端则为文化的、后殖民的和后结构主义方法.[12]
在方法论中,结构—行动问题尤其突出,其中至少包括结构主义、行动至上和结构和行动相互建构的三种观点.结构主义强调人类行为的深层次的、普遍的原因,以及它对行动的限制作用,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行动至上论则相反,否认结构(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等)的限制性作用,只从具体行动中探寻它们存在或变化的规律和法则,某些韦伯主义者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观点认为两者相互建构而融为一体,他似乎想建立一种包容一切的“宏理论”.[13]
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和众多学科和思想派别相关联,其中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影响最大,因此,国际关系中历史社会学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充其量只是方法论上的大致统一,即历史化、社会学化和人本主义(humanism),就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特殊社会变迁的类型,变化和“情境化”.
首先,历史社会学坚持整体主义(社会学化) 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其中多种要素如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国内和国际因素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整体主义集中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或历史结构,不管是以世界经济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分析,还是考克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批判理论,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即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生产、交换或经济是国家体系的基础;新韦伯主义也把世界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国家、经济、军事和政治等都“嵌入”社会之中,它们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而是相互建构,一种因素不能还原成另一种因素.它们都从整体中寻找部分的含义,战争、革命、主权、国家体系或世界革命等“国际”现象只有在这种框架下才有意义.
其次,整体主义主要是空间上的反映,而“变化”则是时间上的表现,二者相互交织.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很多“不言自明”的前提,主流学派很少去质疑它们,历史社会学家则不然,他们往往探究这些“前提”的来源,尤其是把它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它们和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进程.而任何事件都存在于时间长河中,他们对变化情有独钟,往往运用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去探究事物发展的历时性,揭示“国际”或“世界”舞台上存在的规律及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结构,从世界历史视角剖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力图纠正其中存在的错误,并以此批判欧洲中心论.
最后,反对国家中心论,主张人本主义,即从人类个体出发,研究社会或国际关系的变化,反对国家中心论.现代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作用十分突出,但它镶嵌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部分,和其他行动者相互作用,相互建构.这种作用也溢出国家社会之外,进入国际舞台,成为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因子,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因此,历史社会学家更关注社会中的个体(包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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