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转向之后汉语哲学建构,本文是一篇关于语言学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语言学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汉学家陈汉生基于“物质名词”假说建构出的汉语和汉语哲学认识,受到另一位汉学家罗哲海的深刻批评.论辩双方之间的分歧并非只是二者分别倾向于儒家和道家的表面差异,而是他们所分别依托的欧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英美新实用主义之间的巨大分歧.双方的思想在各自的理论进路上都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袒露,所以对此次论争的深入剖析,也有可能成为理解和评价欧陆汉学、英美汉学的深层次“抓手”.
关键词：陈汉生；罗哲海；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2-0022-18
导论 西方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下半叶,受到西方哲学界“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①大趋势的深刻影响,身处欧美的西方汉学家们在解读早期中国哲学文献时,多从古代汉语的语言特点出发,追索古汉语和中国思想表达之间的深层关联.由此,西方汉学研究中也兴起了一种“语言学转向”.从地域上看,英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一系的分析哲学传统,以及法语区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是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重要表征.和之相应,西方汉学的“语言学转向”也主要表现在英美和法国的汉学研究成果中.葛瑞汉（Angus C. Graham, 1919-1991）、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倪德卫（David S. Nivison, 1923-）就是汉学家中非常关注语言因素、其所思所著至今仍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位代表性人物.
以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来看：谢和耐1982年出版了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中国和基督教：冲击和回应》②,在讨论“中国人思想方式的独特性”时,他认为,“中国人拒绝设想一种完全独立于现象世界的永恒真理范畴”,“拒绝划清理性和感知的界限”.而之所以如此,则和汉语的“语言特质”有着密切关系.汉语“没有通过形态学系统区分的语法范畴”,亦即,名词没有性、数、格,动词没有变位（时态、语态）等屈折变化；而且,“汉语中没有标示存在（being）的字眼,没有可用来传递存在或物质（essence）概念的东西”.在西方,being在“永恒的实在”意义上可以表示超越于现象的事物,因此在西方哲学和宗教思考中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而being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就非常难以理解.汉语是非屈折变化语言,“意义生自词语的组织方式”,这导致“中国人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概念”,而且,“根本的相对主义在哲学思考中起了主导作用”.西方哲学传统依靠的是“被认为是一般概念的范畴和关注稳定性的抽象观念”,和之相比,
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只承认功能的分类和对当法.它不关心“是”或“否”,存在或不存在,而是关心相互替续、结合以及互为补充的相反事物；不关心永恒的实在而关心势能趋向和枯荣盛衰.它不要作为一种不朽的规则的定律概念,而喜欢为发展制定一种模式或图式.等人们更喜欢比较和组合而不是逻辑的连结.
谢和耐相信,语言提供了头脑认识事物所具特性的基本结构,语言的特殊性对人的推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支持了一定的思维定势.在欧洲,“本质和偶然的对立”是具有根本性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正是依据这种逻辑来证明精神的绝对自主性和理性灵魂的存在,而“这种对本质概念的发挥和柏拉图式的概念肯定会把许多中国人完全给弄糊涂了”③.所以,汉语和欧洲语言的上述差异造成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和他们传教的对象之间在精神的最高层面上殊难沟通,传教事业的不成功亦属必然.
实际上,谢和耐对汉语性质的阐述并没有超出之前西方汉学家的认识水平,而且也不是第一位从汉语语言特点来“*”中国人思想、思维方式的西方汉学家.早在1826年,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就依据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的《汉文启蒙》（?魬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一书,撰写了《论汉语的语法结构》、《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致阿贝尔·雷慕沙先生的信）》两篇文章.洪堡特主张“语言左右思想”,认为“汉语的风格以其令人惊诧的效果束缚了形式表达的发展”,而“在那些结构对立于汉语的语言里,思想获得了更多更细腻的处理”④.在汉语学界,接受过现代学术教育的张东荪（1886-1973）1947年发表了《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一文,从“比较”而非“比附”的角度指出：“中国言语上没有语尾变化,以致主语和谓语不能十分分别,这件事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以我所见可举出四点：第一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致中国人没有‘主体’（subject）的观念；第二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致谓语亦不成立；第三点是因没有语尾,遂致没有tense和mood等语格；第四点是因此遂没有逻辑上的‘辞句’（proposition）.”⑤可以说,在致思方向上谢和耐跟洪堡特、张东荪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考诸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形,起码从宋明理学开始,受到佛教华严宗、禅宗思想的影响,汉语思想中就具有了“理一分殊”的观念.北宋程颐（1033-1107）称道张载（1020-1077）的《西铭》（《正蒙·乾称篇》的一部分）为“明理一而分殊”⑥.在此基础上,朱熹（1130-1200）又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⑦尽管程朱所言“理一”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对本质概念的发挥和柏拉图式的概念”,但是,二者在指称“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方面,显然具有诸多共通之处.因此,谢和耐如此笼统地把整个汉语视为一种固定、静态的形态,首先就和汉语以及汉语哲学的实际发展历程相悖；其次,由这一非常可疑的逻辑前提,推出中、西之间无法在最高精神层面上进行沟通,显然也是成问题的⑧.
结论：适合不知如何写语言学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语言学概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当代汉语哲学的建构
何乏笔（Fabian Heubel），1967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硕士（1995），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哲学博士（2000）。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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