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先生和少年中国学会,此文是一篇刘国钧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刘国钧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披露了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早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进一步探究了先生由哲学转向图书馆学的原因.
关键词刘国钧少年中国学会图书馆学人图书馆学史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大陆学术界关于少年中国学会(以下有时简称“少中”或“学会”)的研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进展.在图书馆界,也仅见台湾学者曾极简略地提及袁同礼和刘国钧两先生是“少中”会员.利用相关“少中”史料,本文系统梳理了刘国钧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之余、赴美前后,在“少中”的这段经历.期间,先生广泛涉猎哲学、文化、宗教、教育、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早慧的他,眼界之宽、学识之广,在第一代图书馆学家之中是鲜见的.
1“少中”简述及先生入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存在时间最长、会员最多、分布最广,也最具有典型分化特征的社团,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七人发起,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北京为总会,先后在成都、南京、巴黎设分会,先后共120多人人会.会员中不乏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周佛海等日后的政治风云人物,也有诸如田汉、朱自清、周太玄、卢作孚等在文化、艺术、科学和实业等领域卓有成就的杰出人才.
根据目前已知的几份史料,可以判定先生是在1920年4月18日“少中”南京分会会员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会面后至6月底之间,也就是他在金陵大学毕业前后这段时间里加入“少中”的.“少中”征求会员的要求很高,南京分会时值成立初期,亦很慎重,“介绍会员万不可随便,又不能过于琐碎,意志须诚恳,态度须亲切”.入会之前的先生,一直关注“少中”,自从“少中”成立以后,“他就很注意研究了.后来彼此接触稍多,便不知不觉成了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少年中国里的新知己.”先生是以其过硬的品质和学养,经严格考察后吸收入会的.入会不久,先生就与方东美编辑南京分会会刊《少年世界》,并独立负责暑期内的两期.这是先生自学生时代担任金大校刊《金陵光》杂志社中文总编辑(实际主编该刊第十一卷第二期)后,第二次承担杂志编辑工作,为其日后主编《图书馆学季刊》积累了编辑经验.
2先生坚持“少中”学术取向
“少中”以“学”为会名,开始多数会员抱有以学术或实业救国的理想,以实现他们心中的“少年中国”,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学术的力量还不够成熟和强大,一个以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为标识的社团对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是无法漠不关心的.“少中”是否应当信奉一种“主义”,介入政治斗争,参与社会改良,不可避免地摆在了学会面前.北京总会的李大钊等人很早就提出过“主义”的问题.在1921年7月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上,“主义”之争激化,以政治改造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包括邓中夏、恽代英等信仰共产主义者和暂时持中间立场的左舜生等日后的国家主义派)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包括刘国钧、方东美、赵叔愚、邰爽秋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邓仲懈(中夏)明确提出“学会已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大家求学做事业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等”,“我所谓主义,是指着共同所要择定政治经济上的主义而言.规定这种具体的主义,比较只有个空泛的宗旨好些”.刘国钧先生则首先从“少中”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从结合社团的目的谈起,“结合有两种,一为直接求达到一种目的而结合的；一为本无一定目的,要研究求得一种目的而结合的.前者贵实行；后者贵讲学,或讲学、实行兼重.”随后,他对邓的观点予以反驳,“其实仲懈所谓主义,只是说对政治经济上决定取一种甚么态度等人尽有对政治态度冷淡的.仲潞所谓主义本不能强此等人采取服从.”会中邰爽秋、方东美等人的立场与先生基本一致,认为学会首先应该是“学会”,不是政治活动团体,没有规定一种共同主义的必要,否则会使学会分裂,而邓中夏、恽代英等则不断强调确定一种“主义”的观点.
先生本人向往学术研究,期望“少中”能保持为一个“学会”,使之成为这个社团存在的共性.为此,他在会后的书面文字中又进行了较之其他会员更具逻辑性和理论高度的系统阐述.什么是“少中”的“共同点”(共性)?首先就要厘清“少中”结社的目的.先生认为“少中”的宗旨过于模糊和宽泛,要把它单纯化、清晰化.草创时期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正式成立时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对这个修改,当时说明是为了“词句较为简洁”,但带来的却是使宗旨定位更加模糊不清的结果.现时学者曾指出前后修改了的这个宗旨,内涵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修改宗旨的六个提议者中有四个也是原始宗旨的拟定者,“说明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明显地察觉到等他们对学会的构想已发生了微妙然而相当大的变化”.先生作为一个稍后入会的会员,以他特有的敏锐洞察力,鲜明地指出“起初的时候,宗旨虽没有这样的冠冕堂皇,然而却还比较的使人容易了解.不幸等到宗旨修正后,因为含义的含混,引起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几乎弄成宗旨和会名不符的怪象——因为照会名是偏重研究,照宗旨是偏重活动.自由社会的力量既是和会员对于结合的目的的了解程度为比例,现在学会的目的,既不清楚,学会自然会生出一种萎靡不振的气象了.”为使“少中”结合得更有力量,必须缩小结合的目的范围,先生指出“因为少年中国是个含有多方面的组织,创造少年中国决不是一条道路所能成功”,中国学会在创造少年中国事业中只应“选择一部分事务”,“决不能教每个会员都去做全部的事”.诚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先生把“学会会员所应当选择的‘一部分事业’和中国进行政治改造的‘全社会事业’明确区分开,其中对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坚持,对社会改造问题的复杂性和自身事业选择的清醒意识,都是正确而可贵的.”一个当年才二十岁出头的热血青年,能有如此成熟、清醒的认识,已经充分显示了先生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潜质！
可惜最后“少中”并没有按先生设计的这条学术救国之路走下去,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军阀混战,学会的立场急剧政治化,以政治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的意见越来越压倒了学术方面的意见,至1923年10月的苏州年会,学术取向的观点彻底失败.此后,“少中”的焦点完全集中于国家主义派与共产主义派之争,不断白热化,乃至最终形成半个多世纪的仇视和敌对.1925年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年会上,鉴于该会近年来“会员信仰不一,会务之进行乃大减色”,学会设立了改组委员会并负责分发调查表,征求全体会员意见,作为改组依据.但是从收回的调查表来看,会员分歧已经无法调和,即在调查表中明确主张学会应“宣布解散”.这份调查表成为“少中”活动的最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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