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子大学到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女高师的改大运动,此文是一篇师范大学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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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只招收男生,女子高等师范教育仍是空白.1912年颁布的《师范教育令》,虽明确规定创办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但只是流于文本形式,一直未被教育部门贯彻实施.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为北京女高师）的成立,打破了女子高等师范教育有名无实的尴尬处境,谱写了女子师范教育的新篇章.它办学悠久,底蕴深厚,前承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后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对五四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运动以后,留美学生逐渐在教育界取得了较大影响力.以杜威、孟禄为首的美国教育家相继来华讲学,宣传其教育思想.这些都使得美国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国内的有识之士鉴于民国初年制定的学制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五四时期教育的发展,纷纷要求改革学制,取消大学预科,提高师资水平.与之相应,“高师改大”运动由此发生.
目前很多学者论及“高师改大”运动时,大都强调北京师范大学是改大运动中“硕果仅存”的院校,往往忽略了北京女高师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事实.据北京师范大学馆藏档案《1924年国立北京女高师教职员名册和筹建女师大委员会》中记载,北京女高师亦改为师范大学.但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相比,北京女高师的“改大”路径别具一格：即在谋求设立女子大学不得的情况下最终改为女子师范大学.之所以如此,与许寿裳、杨荫榆两位校长的办学理念及近代国情、教育环境有关.
一、许寿裳筹设“女子大学”
许寿裳任职北京女高师校长期间,正值“高师改大”运动兴盛之时.国内学者和教育家对“高师改大”的方向——师范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存有争议.当时社会主要存在两个派别：一是以许崇清、郭秉文、贾丰臻、蔡元培、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合并派,反对高师教育的独立体制,主张把高师并入综合性大学或升格为大学；一是以北京高师师生为代表的独立派,维护高师的独立性,主张高师应改为师范大学.其中,针对北京女高师的升格问题,社会上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其一,当时北大与北京高师已开“女禁”,女子享有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没有另设女子大学的必要；其二,为保持高等师范教育的独立设置起见,北京女高师可改为女子师范大学；其三,主张设立女子大学,作为男女平等的一种表示；其四,主张北京男、女高师合并,共同升格为师范大学.
针对上述第一种言论,校长许寿裳坚信,北京女高师作为当时国立最高女子教育机关,有独立存在且升级为大学的必要,并强调理由如下：其一,男女有根本的差异,需设女子大学以发挥女性的特长；其二,男女文化须同等发达,故设立女子大学以促进女子文化；其三,就国内事实而言,男子大学的学科不适于女性,另设女子大学,才不阻碍女子升学的机会；其四,就外国先例来说,欧美各国均有许多女子大学,我国正适宜仿照*.此外,对于将北京女高师改建为女子师范大学的言论,他提出以下四种反对理由：一,全国尚无国立女子大学；二,想当教师的女性可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三,女子大学仍可办师范科；四,女子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专在培养师资,而在于造就完全的妇人,其方法重在家庭、儿童、艺术、博爱的训练.换言之,女子大学仍以教育的练习为中心,对于家事学、教育学、儿童学诸科目亦作特别的注意,不过其教材与师范大学有些不同,且较之办师范大学,有更多的益处.可见,许寿裳较倾向于“寓师范于大学”的观点,认为女子大学无论在教材还是学科设置方面,比起师范学校,更能完备学生的基础知识,造就卓越的新女性.
在上述改革思想的指导下,以许寿裳为核心的北京女高师教职员积极展开了筹办女子大学的工作.1922年11月9日召开的校务会议将筹划“女子大学”提到议事日程,议决先由校长、总务处主任和教务处主任起草意见书.1923年,北京女高师组织女子大学讨论委员会详加商榷,认为应积极筹办“女子大学”,既可对内鞭策激励不以因循自安,又能对外博取社会的同情.若暑假后不能招生,至少又须推迟一年,实非良策.女子大学讨论委员会后被改为女子大学筹备委员会,由该会与校评议会联合*女子大学事宜.经多次开会讨论,最终决议限于自身条件,北京女高师一时无法改办成完全的女子大学,只有先以添设大学预科为之过渡.1923年6月,北京女高师公布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添设女子大学预科缘起及招生简章》,其改革理由以许寿裳的改制思想为基础,决定于1923年7月起招考女子大学预科一年级两班,各40名.至9月开学后,实际招收大学预科生文科48名,理科24名.至此,许寿裳筹划将北京女高师改建为女子大学的设想得以部分地实现,大学预科与高等部并存于一校（详见下表）.
北京女高师添设大学预科后的学科设置表（1924）
作为北京女高师的校长,许寿裳并没有选择保全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独立建制,将北京女高师升格为女子师范大学,而是主张改建女子大学,以造就全国女子文化中心,培养完全的妇人.从教育层面看来,许寿裳的倡议符合壬戌学制对高等师范教育的规划以及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就其个人而言,这种选择与其国民教育及女子教育思想有着深切的关系.
许寿裳留学日本期间,为探索救亡真理,常与好友鲁迅讨论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在许寿裳看来,教育是开启民治、培养民德、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因此,许寿裳从日本回国后,就开始了启蒙民智的教育生涯,尤其注重儿童问题和女子问题.他认为：“非注重女子,使女子文化有相当的发展,那民国的基础终究是薄弱的；非注重儿童,使第二代儿童优胜于第一代,第三代儿童更优胜于第二代,那民国的进步是无望的.”他指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于发展女子高师教育,因此作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女子高师学校,北京女高师责无旁贷.1922年10月2日,许寿裳在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了三点治校方针：即发挥民治的精神、发挥女性的特长和造成女子文化中心.这三点方针实质上都是紧紧围绕以改造国民性为基点的国民教育思想展开的.他认为民治精神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思想资源,且与女子教育息息相关.若不兴办女子大学,其“弊端所至,小之不能巩固家庭,将有破裂之虞,大之不能发展女子文化,因之民治精神无从完成,国家的基础也就薄弱了”.因此,他主张优先发展家政、保育诸系,积极扩充音乐、绘画、舞蹈等科目,以期充分发挥女性特长,“一洗我国民德性凉薄,趣味卑下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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