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拒行封禅其自赎心态探微,本文关于自赎心态探微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自赎心态探微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演晋武帝伐吴成功之后,当朝公卿大臣即不断上书,促请举行封禅,而武帝均以各类理由拒绝,对此事件古人多从冲虚守静和功成不居的角度加以解释.然通过梳理封禅行为的性质和晋史文献,可以发现晋武帝拒行封禅的行为当和司马氏政权取得特殊路径所产生的自赎心态有关,同时也是晋初政治生态复杂性的反映.
?眼关键词?演晋武帝,晋初政治,封禅,政治心态
?眼中图分类号?演K23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06-0051-05
以伐吴成功的太康元年（280年）为历史节点,天下三分的局面终于一统于晋,按旧有观念,这意味着司马氏经营的霸王之业已正式告成.故自太康元年九月起,当朝公卿大臣即不断上书,促请武帝举行封禅.但对于朝臣们的所有促请,武帝均以各类理由拒绝,这种情况于中国古代史中实属罕见.就武帝拒行封禅的问题,古人多是从冲虚守静和功成不居的角度加以解释,而今人的相关研究则尚未充分展开.①其实,结合着封禅的性质和今存文献来探寻思考,还是可以判定晋武帝如此行事当另有原因.揭示并阐明其背后原因,不仅会进一步彰显晋初政治的基本特点,而且对整个魏晋史研究亦将有所帮助.
封禅之礼起源甚早,《史记》卷28《封禅书》引管仲语：“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②又云：“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③从这些叙述可知,早期的封禅活动仅止于传闻,模糊难考.两晋立国之前,确切举行过这种仪式的帝王计有秦皇、汉武、汉光武以及汉章、安诸帝,其中汉武帝的封禅之举竟多达七次.后世对封禅活动的态度并不一致,如马端临从目的出发认为其行事有古今公私之别：“然古帝王之事,则省方问俗,赏善罚恶,凡以为民,其出于公也；秦汉二主之事,则夸诵功德,希求福寿,凡以为己,其意出于私也.”④此种观点历来多有史家附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特殊政治结构下,最高统治者在某些具体行事上的取舍,并不能简单地以公私之别划归其属性,甚至有时其和整体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显现出某种矛盾,其内部也必然存在某种关联和逻辑.秦、汉诸帝之封禅活动确实带有夸耀一己功德、寻求长生之道的目的,但这只是封禅文化内涵的一个方面,其本质仍是一种带有神学意味的政治仪式,旧籍对此亦多有阐发.封禅的功能有其他礼制所不能替代者,如其现实的政治意义：“古代中国所有的王朝,都曾经借助一系列的仪式和象征,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叫‘奉天承运’,在国家典礼的隆重仪式中,拥有权力者以象征的方式和天沟通,向天告白,同时又以象征的方式,接受天的庇佑,通过仪式向治下的民众暗示自己的合法性.”⑤在朝代更替之际,通过“封勒帝勣,对越天休”来完成皇帝身份的构建,以宣告其权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此观念自秦汉以后已成为统治阶层的一种共识,帝王自身亦多视之为人君的最高殊荣.历代之君有意于封禅者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存在差异,有虽先行推让,而终行之者,如《后汉书》载汉光武之事：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①
然而仅过两年,汉光武即感于谶纬之书举行封禅.亦有事终不行,而其本心念念不忘者,如《晋书》卷21《礼志下》载魏明帝皇初中护军蒋济议请封禅,明帝虽下诏拒绝其议请,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后逢隆卒,帝感叹道：“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此亦足见魏明帝封禅愿望之强烈和先前推让之虚伪.此二君基本代表了封建帝王在封禅一事上的心态：既对封禅充满了向往,又往往故作推让之态以沽贤名.相较而言,晋武帝拒行封禅一事就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其独特之处在其推让行为绝非虚应故事,且其背后透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
太康元年三月,王浚陈兵石头,降吴主孙皓于军门,天下三分的局面宣告结束,“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②应该注意的是,此时距战事结束仅仅半年,战后各种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群臣请求封禅颇有迫不及待之感,其中带有政治目的的意味非常明显.
在伐吴之前,晋武帝虽最终在形式上完成了魏晋政权的嬗代,但基本上是继承了父祖的政治遗产,其自身并无值得称道的功业,羊祜曾明言“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③可见缺少政治资本已成为司马炎立国的一个重大缺陷,而为朝野所共识.伐吴的一个重要动机正是想弥补此种统治缺陷——统一天下的功绩足以成为构建一代英主身份的坚实基础.伐吴之初,战事不利,贾充等奏诛主战派的张华以谢天下,晋武帝答以“此是吾意,华但和吾同耳”,④由此可以推知武帝本人对伐吴的政治意义是有清晰认知的.
然而“功德未著”不仅是晋武帝一个人的心病,实际上涉及晋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此问题一直贯穿在司马氏政治活动过程之中,祖孙三代对涉及“篡弑”口实之事颇为敏感,或设法回避,或援古以粉饰.如高贵乡公被杀之后晋文帝的反应：
帝遣其舅荀顗舆致之,延于曲室,谓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斩贾充,微以谢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上.不见其次.”于是归罪成济而斩之.⑤
彼时司马昭名义上尚为魏臣,而“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故不得不作舆论上的准备,虽然最终保全了贾充,但“天下其如我何”的顾忌心理非常强烈.解决此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凭借功绩来增强威望.司马师于嘉平四年（252年）曾令司马昭、都督王昶等三道伐吴,但以失败告终.而司马昭之伐蜀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一思路,故咸熙元年（264年）蜀国初平,三月即受封晋王,五月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晋文、景两帝为解决政权合法性作出的努力在政权传递过程中起了作用,把代魏的步伐不断向前推进.晋初统治集团对政权合法性都有着强烈的诉求,亟待寻求解决的方式,这也是羊祜对武帝“功德未著”直言不讳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可以看出伐吴和封禅不是各自独立的事件.“‘国之大事,在祀和戎’,‘祀’的意义不仅仅反映了信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表达了一种秩序,并通过特定的仪式不断强化这种秩序.在中国古代,谁拥有了主祭权,谁就拥有了国家的统治权.‘祀’是政治合理性的象征.”⑥在这一政治意义上,封禅的作用不亚于伐吴,甚至可以看作伐吴的一种延伸,是晋政权最终构建完成的理想仪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战事初息,未可即稱太平,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人就迫切地上书劝武帝封禅.从当时的统治实际来看,通过一个具有仪式性的政治行为对伐吴的功绩进行表述,来彰显新王朝的统治力量,并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宣告,对晋初的统治是非常有益的,此正合群臣上书中“济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①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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