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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愁论文参考文献：
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遭遇各种困难与不幸：自身的病痛、亲人的故去、经济上的困顿、事业中的障碍等面对生命的低潮,有的人能够安然度过,甚至从中汲取勇气；有的人却因此一蹶不振,陷入长久的抑郁之中.
在类似困境里,为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并从中获得不同结果?这当然是一个复杂多面的问题,取决于许多偶然与必然的因素,不过,科学家们发现,这块拼图中的一片—— 关键的一片—— 也许深埋在我们的基因之中.
以本文着重阐述的抑郁症为例.抑郁症并不罕见,有人甚至将它称为现代社会的“精神感冒”.据估计,男性在一生中出现临床性抑郁症状（clinical depression）的可能性约为15%,而女性风险则更高,在20%左右. 像许多常见的疾病一样,抑郁症的发生,有赖于外因（环境）与内因（基因）的共同作用.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许多科学家与医生们一直试图在我们的DNA里寻找与抑郁症相关的蛛丝马迹.他们逐渐将目光锁定在一个小小的化学分子身上—五羟色胺.
五羟色胺是一大类被称为“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中的一员,它们像信使一样,在神经活动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往往依赖于一种叫做“突触”的特殊细胞构造——在这里,两个神经细胞亲密接触,只在彼此的细胞膜之间留下狭窄的缝隙.当神经细胞通话时,无数的五羟色胺从缝隙的一边飞奔向另一边,传递讯息.但这个过程往往相当短促,很快,一种叫做“五羟色胺转运体”的蛋白质翩然而至.顾名思义,它们将多余的五羟色胺转移离开,在神经通话的舞台上里扮演着清扫场地的角色.
早在1960年代,就有医学研究者提出,抑郁症也许是因为大脑里五羟色胺水平不足所导致的.他们进一步提出假设：如果能想方设法让“清道夫”转运体变得消极怠工,使得五羟色胺在缝隙中待得长久一些,多给它们一些时间传递信息,也许就能减轻抑郁症.确实,目前在售的抑郁症药物中,有不少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开发研制的,譬如常见的“百忧解”（Prozac）.可见,信使与清道夫的互动,与抑郁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信使与清道夫
199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在不同人体内,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不太一样,有人体内转运体水平比较高,有的人则比较低.那么,如果转运体在抑郁症里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些遗传基因上的差距是否也能对抑郁症风险起到决定性作用呢?
最初的科研结果并不明晰.虽然有的研究者发文宣称他们确实发现转运体基因的差异,决定了抑郁症的风险,但其他研究者却不能重复这一发现.很长时间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埋藏在迷雾之中.直到2003年,Capsi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报导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
新西兰南岛的达尼丁（Dunedin）是一座依山傍海的美丽城市.1970年代,科学家们决定在这里开展一项针对儿童与青少年时期发育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出生在1972年4月到1973年3月之间的一千多名婴儿,从出生起,每隔两三年,研究者们就会对这些孩子与他们的家庭进行探访,详细记录他们生长过程中的各种经历,并定期评估他们心理与生理健康的状态.
到了1999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Capsi博士与同事们再次回访他们,并让他们回忆自己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不幸遭遇——包括童年受到、父母亲人离世、疾病、失业、负债、失恋等等,同时,使用常用的抑郁症诊断量表,考察他们是否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严重的抑郁.最后,研究者们抽取血样,对他们的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基因序列长短的不同进行分类.
不出所料,那些在成长中经受数次不幸事件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诊断出抑郁症.那么,基因有什么影响吗?
粗一看来,转运体水平与抑郁症风险并没有显著的关系,但进一步的分析却显示出有趣的结果：如果研究对象在一生中并未经历过任何不幸,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转运体基因,罹患抑郁症的风险都只有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在那些遭遇了不幸经历的人身上,基因的作用开始彰显出来——“短型”基因的拥有者,远比“长型”拥有者更容易抑郁,而且,他们一生中遭遇的不幸越多,差异就越明显.在那些遭遇了≥4次不幸事件的人群里,近一半的短型基因拥有者在过去一年内经历过严重抑郁,而只有四分之一的长型拥有者经历了抑郁.换言之,转运体基因类型所决定的,是我们面对不幸遭遇时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蒲公英与兰花
在面对不幸遭遇的时候,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不但影响到我们是否会患上抑郁症,还对我们精神健康的其他许多方面产生类似作用,包括社交恐惧症、自杀倾向、焦虑症、药物上瘾、酒精依赖、睡眠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等等.看着这一大串令人生惧的心理疾病名词,我们忍不住会想：如果一个人继承了“坏基因”,再加上坏运气,就真的无药可救了么?幸运的是,答案并非如此令人沮丧.
美国佛罗里达州东临大西洋,西滨墨西哥湾,是深入大洋的一条半岛.每年秋冬季节,热带风暴频繁光临此地.大型飓风过境,往往带来严重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也给许多当地居民留下长久的心理创伤.
2004年飓风季过后,研究者们为了评估飓风对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采访了一千多名居住地遭到飓风袭击的当地人,调查有多少人因此引发心理疾病.与前面所讲述的新西兰研究结果类似,他们发现在受飓风影响严重的人群里,五羟色胺转运体“短型”基因拥有者更可能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临床性抑郁症.
但是,如果受灾者认为自己接受了充足的来自于家人、邻里、朋友以及社会支持的话,基因的影响就被消除了——这种情况下,短型拥有者并不比长型拥有者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也就是说,哪怕在不幸的遭遇中,如果能有一些积极的经历,也能抵挡基因与厄运带来的坏影响.
更有趣的发现来自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里,科学家们采访了一百多名年轻人,了解他们童年与青少年的经历.但与新西兰研究不同的是,他们不但关心负面经历对被试者的影响,也着眼于正面经历的作用.在填写调查问卷时,颇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成长的环境里充满来自家庭的关爱.
研究者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些童年幸运的年轻人中, 拥有短型基因的人是最不容易患上抑郁症的.也就是说,固然拥有短型基因会加大负面经历对心理健康的损害力度,同样的短型基因也会促进正面经历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无独有偶,另外一项研究也提供了相关证据：美国乔治亚大学“家庭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为了减少黑人青少年酗酒、吸毒与危险性行为,设计了一个为期数周的家庭辅导项目.在辅导会上,专业人员为父母介绍青少年发展的知识,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安全教育辅导,并同时鼓励家庭成员一起参加活动,巩固情感联系.
项目结束两年半以后,研究者对当年参与的家庭进行回访,他们发现,辅导项目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但是,这一效果却只在拥有短型基因的孩子身上最为明显.又一次,短型基因表现出强化良性事件影响的特征.
这些令人玩味的研究结果,激发心理学家们提出“社交敏感”（social sensitivity）假说.他们认为,五羟色胺转运体的不同基因类型,决定了个体对生活里各种负面或正面经历的反应.长型基因拥有者不容易受到负面经历的影响,但同时也不易从正面经历中获益,像蒲公英一样,不管生长在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开花；而短型基因的拥有者则相反,他们对正面与负面的经历都更为敏感,性格与心理的发展都更容易受到这些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些人则像兰花,在不良环境中无法生存,但在合适的条件下却能开出娇艳的花朵.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争论：一个人的性格、心理、精神状态,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基因,还是环境,塑造了我们?五羟色胺转运体的基因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基因与环境密不可分,我们永远站在它们的交点之上,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意思的是,正如Baldwin May与Shelley Taylor博士在一篇有关五羟色胺的学术综述文章的末尾指出的那样：“基因研究的结果,往往向我们强调、而非抹杀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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