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司马迁之国家经济思想,本文是一篇关于货殖列传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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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经济学的里程碑著作,弥补了我国经济学词源的空白.《货殖列传》的“货殖”就是经济词源的出处.“货”就是“商业”,“殖”就是增殖的“资产学说”以及“资本学说”.货殖理论是司马迁提出的中国经史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的重要概念,其产生不仅有汉代国家小地主阶层的土地产业化基础,甚至有国际化商贸区的经济学政策以及市场化的实践背景.
关键词： 货殖经济； 民本经济； 国家贸易区
中图分类号： F0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7）02-0054-0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是否有现代经济学意义的“经济”理论,叶坦教授在《中国经济学寻根》一文中提出颇有代表性的意见[1],“经济学”一词出现,最早的资料是唐代；宋代“经济”一词开始普遍.（1）显然,学者们认为,中国“经济”词源研究,从国家经济学和商业价值主张看,唐宋的“经济”一词都不是指司马迁《史记》中《货殖列传》的“货殖”思想.司马迁《货殖列传》的经济学内涵一直被封存在历史中,因此,司马迁的经济学价值,也就没有被发现.
货殖理论是司马迁提出的中国经史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的重要概念,因此,司马迁将纪传体和时代经济结合起来.货殖理论的产生,不仅有汉代国家小地主阶层的土地产业化基础,甚至有国际化商贸区的经济学政策以及市场化的实践背景.根据周震豪在《高职语文产业项目化课程》一书中指出,中国古学词源具有叙述学特征,因此,礼俗化的语文影响了国家礼法概念的建构.汉唐最大的忽略就是国家礼法的词源建构.而宋元开始的国家礼法词源又一次回到家族礼法.因此,周震豪在古学经济学领域的“文章学”研究中指出,“首要原因这显然和中国经济思想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的理论词源有关”.其次,《货殖列传》定义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就是“商业价值主张”,中国“商业”词源可以上溯到“商代”,周震豪分析道,“我国商业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因此,《货殖列传》多被称为中国商学最早提出国家经济和商业价值主张的系统著作,司马迁建构了“货殖”这个词[2].
二、“货殖”：司马迁基于国家崛起的大国经济史学创立
“货殖”,来自民本经济学,针对大汉崛起注入了国家商业的思想,这是司马迁继上古贸易市场学说后的经世经济学主张.《货殖列传》是汉代中国经济学提出并确立商业价值主张的重要里程碑著作,它弥补了中国经济学词源的空白.货殖列传客观描述了这个转变中的国家经济基础形态,形成了最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国家经济学价值主张,体现了当时商业背景下社会分工的历史价值.《史记》记载,《周易·系辞下》三皇五帝时期,已经建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中国古代商业以“汇聚天下”和“流通四方”为价值主张,因此,中国古代商业主张具有“产品营销区位”（日中为市）、“市场定位陈述”（致天下之民）、“价格互惠承诺”（聚天下之货）等“时空经济”（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某些原始雏形.但是,天下之民如何才能聚集于此进行贸易,商路开发涉及的交通运输、市场维护一直是空间贸易的基础,这些在古代资料中都没有记载,“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而且,古代农业和手工业本身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非商业价值主张,在“空间转换”价值主张下的商业模式是依附在邦域政权体系下,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如何建立流通和聚集模型,仅仅凭借炎帝设立了城邦贸易区域,规定集市日期,这只能强化帝国专治体系.“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2）这种消耗资源,过度消费,不仅不能繁荣市场,结果必然消耗民力.“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根据汉*辟丝绸之路面临的大国崛起这一历史机遇,司马迁提出了货殖的历史主张.《货殖列传》回溯了历史上“族群社会”到“民族国家”的不同的贸易转换.古代“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乃至王国形成的经济之道,将货殖思想上升到历史学高度,提出了货殖列传是天地之学、社会之变的基础.据此,司马迁对“货殖”的定义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和之争.”[3]这就提出了“货殖”和“历史”的基础建构以及历史价值.司马迁反思了农工商社会导致的社会时空交换模型,指出了如何改变这个模型的制度条件,首先就是将天下之物交由天下之民自由交换,允许人人按需贸易,建立市场经济价值杠杆——“此其大较也”.“姜太公吕尚被封在偏远荒凉的营丘,人口固然无法聚集,就是那里的土地也是盐碱之类,这样的地方无法生产,但是,姜太公鼓励女子纺织,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3）聚集万物这样的货殖模式打造了民生基础,“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其次,司马迁提出了货殖模式必须结合产业生产,建立“大国崛起”的和平发展模型,“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样,“货殖列传”明确了货殖的经济主张：“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3]
这样看,“货殖”一词解释为“经商”（4）,或“经营商业和工矿业”（5）都是不妥当的,应该改为“商业价值主张下市场推进财富集聚和生产方式推进社会变革的学说.”“货殖”的完整定义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价格贵贱决定了人们“劝其业,乐其事”的动力,这改变了“君王中心论”的道德*和“王权社会”的礼法体系,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生产方式.因此,商业价值主张对社会改革开放就好比“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这种商业社会模式下的聚集模型,“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就是民生大道的价值标准,也是自然经济生态绵绵不断的财富.因此,我们可能理解梁启超所做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6）一书中就《货殖列传》的“商人”所下的定义,以及该书中他对“经商”体系所进行的专门讨论,其实具有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后来,研究司马迁的胡适,专门写了《司马迁替商人辩护》,胡适也基于《货殖列传》的定義,对汉代商业史的开拓进行了肯定,“司马迁以此传为商人传”[4]；胡寄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史学见解——司马迁“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4].据此,有学者也继承这种看法,随后在20世纪前期出版有关中国商业史的专著,乃至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多种“中国经济管理史”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基本上都会专章专节分析《货殖列传》,讨论到司马迁的商业或经济思想.至此,称《货殖列传》为大汉崛起经济学,从“古代公共知识”货殖到“国家价值主张”的货殖,[2]这就是所谓经济学视角的“货殖”学说.
结论：适合货殖列传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史记货殖列传全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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