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政治社会学,本论文主要论述了政治社会学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政治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微信红包具有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社会治理学意义.红包产生即时性“领袖”与群众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政治犬儒心理、群体无意识心理和政治感恩心理.红包是产生社会边缘性权力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边缘性权力的粘合剂.红包对社会治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是微信共同体自治的重要动力.红包政治心理影响和决定社会边缘权力、影响社会自治.红包政治社会学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基础性、微观性的影响.
〔关键词〕 红包；政治学；权力；治理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5-0084-06
在2017年之初,微信用户已经近八亿.微信用户剧增,各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微信群必然增加.微信群共同体从性质和类型上划分,具有不同性质和多种类型,如家庭群、亲属群、朋友群、同事群、同学群、师生群、工作群、社区群、官员群、维权群、公益群、价值群、职业群、区域群、生意群、培训群、企业群、同乡群、大V群、微商群、学者群、学术群等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微信共同体从封闭程度上划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闭性强的,一种是封闭性弱的.封闭性强的微信共同体对成员准入要求高,或者知识达到一定水平,或者经济地位达到一定程度,或者同一职业,或者同一价值诉求.进入这种类型的群,必须经由群里人推荐,经群里一定数量人的同意,具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性质,最后还得经过群主同意,否则就不能入群或入群也会被移出.封闭性弱的群则没有封闭性强的那么多规定,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群员拉进群,只要遵守群规即可.进群的人也是来去自由,自由进群,自由退群.一般而言,进群的人都会发红包,以视自己成为群里的一员,或者群员发红包,以示对新进群员的欢迎态度.
无论什么性质和类型的群,几乎都有发红包、抢红包的行为和现象.红包已经成为不同性质和类型群的共同现象.发红包、抢红包都是不定期的,一年四季都会有红包.比较集中发红包的主要是在节日,尤其是春节期间发红包最多.红包已经成为微信群体成员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发红包、抢红包及其相关行为和语言表达等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家庭学等全方位解读.微信政治社会学是网络时代的重要政治现象.微信红包对于微信政治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成为微信共同体的重要粘合剂.微信红包政治社会学是中国政治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政治社会参与的一种方式.本文仅从因红包而产生的心理、权力、治理三个维度对红包的政治社会学意义进行分析.
一、红包的政治心理学意义
红包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影响和决定政治心理.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中对政治关系及各种政治现象的主观感受和反应,包括政治情感、态度、心理和行为,体现了人们对政治的信仰与偏好.红包产生了重要的、复杂的、重叠的政治心理现象.它既是对现实政治的反应,也是对传统政治的反应,又是对传统政治心理与现实政治心理的交织性反应.它既是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文化在微信共同体中的延续,又是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折射.这种反应以微观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不但在微信群产生扩散效应,而且还容易转化成现实的心理习惯.
红包产生的心理具有典型的、突出的“即时性”特征,当发红包、抢红包过程结束之后,很快就恢复原有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红包的反复刺激下,不断的即时性就会导致反复性,反复性会导致永久性.巴普洛夫条件反射解说在微信群里就成了红包刺激反射说.因红包引发的永久性行为与心理习惯合为一体,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就政治心理而言,发红包、抢红包具有以下的政治心理.第一,红包产生即时性“领袖”与群众心理.领袖与群众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政治现象,从积极的角度来说,领袖与群众的共生关系,对于维系政治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群众对领袖的服从心理,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领袖离不开群众,群众离不开领袖,二者互相推动.从勒庞的消极角度来说,“领袖”通过断言式、重复式、简洁式的信仰来支配群众.与现实不同的是,在微信共同体群里,“领袖”是通过红包来即时性支配群众的.
在微信群里的“领袖”是不容易产生的,微信的群众也不是群氓式的群众,而是有理性的個人价值聚合体.不同的微信群都是不同的价值共同体,有多少价值就有多少价值共同体.群员往往就共同的话题进行讨论,即使有言论冲突和个人矛盾,在核心价值观上也很少产生激烈的言语冲突和语言暴力.但是,即使价值共同体在核心价值方面不起冲突,也会在核心价值的内容理解方面产生矛盾和冲突.从实际情况来看,发红包、抢红包更容易解决问题,红包不但可以淡化矛盾和冲突,还容易转移和扭转讨论问题的方向.即时性的“领袖”和群众心理就会因此瞬间产生,发红包的人产生了即时性的“领袖”心理和支配,抢红包的瞬间产生了群众心理,各种崇拜式语言、讨好式语言瞬间出现,甚至跪拜的表情包不断涌现.
第二,红包产生即时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核心是施害者与受害者由对立转为共谋.微信价值共同体之间能互相伤害,但不能共谋.微信价值共同体内部偶尔产生的伤害难以产生共谋.从逻辑上说,微信共同体难以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不在微信共同体群之间,也不在微信共同体之内,而在微信共同体之外,而进入共同体之内,某些共同体之内因需要之外的东西而产生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微信共同体之外而产生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却因微信共同体之内的诉求程度不同,而导致微信群之内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红包会起到调节作用,他们暂时忘记了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角色,他们对发红包者点赞,对抢到红包的大小又吵闹不休.如果通过发红包的方式对微信群进行治理,治理的成本会很低,治理的收益会很高.
第三,红包产生即时性政治犬儒心理.政治犬儒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归顺与臣服,无论是正当的权力还是非正当的权力.发红包即是权力行为,抢红包就是对发红包权力的归顺与臣服.有人在微信群里发红包的目的是为了帮转文章,抢了一分钱红包就必须转,否则就没诚信.转了文章之后则可能是有诚信却没有自信.因而被红包一分钱支配,自信心态变成犬儒心态.这是一个非常怪诞和诡异的行为.在现实中,人们不会因为一分钱而去做事.但在微信中,一分钱,几毛钱,就能支配人的行为.
结论：关于政治社会学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政治社会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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