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陆银行总账制度的兴衰,该文是关于总账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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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北四行”在当时的金融界实力较强、信誉颇佳,是私营商业银行的典范.大陆银行身为“北四行”中的一员,在金融业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却能如磐石般始终屹立不倒,其内部管理结构面究竟如何,很值得探索.本文以该行内部管理结构中的会计部门为例,试作初步探讨.
一、大陆银行早期的总账制度
大陆银行于1919年成立,成立的同时设立了天津总行与北京分行.一年后,谈荔孙脱离中国银行,正式就任该行总经理,不过由于谈氏的寓所地处北京,为了“管理上之便利,组织总经理处于北京.”[1]这样一来,该行总行设于天津,而总经理处却在北京分行.谈荔孙到任以后,对该行的总经理处进行了改革,除原有的总经理、副经理各一人外,又增设“文书、营业两课,以及计划,人事,稽核三室”.[2]然而,此时该行的总经理处却并无负责会计记录的部门,也不编制财务报告,真正处理全行会计事务的会计部门是总行总账以及其属员.该行规定,总行总经理、副经理之下设立总账一人,记账员、文书、出纳若干人.
总行总账在会计核算工作中,既负责指挥记账员进行传票、辅助账、日记表的制作,又需要*决算报告,还需检查全行的账册,[3]因此该行与会计相关的事务均是在总账的指导和监督下完成的.除此之外,总账在其他方面的权力也很广,决定了人员的调派,掌握着金库钥匙,查阅各种机密函件,还对银行的各项业务拥有监督权,也是唯一必须由总经理直接任命的职务.而在各地分、支行内部,除设分行经理、副经理外,还“另设总账一人,专管业务、会计事项.帮账2人,帮助总账查核各项账务”[4].在更小的办事处,也设有主任、总账各一员,总账亦负责会计业务事项.概括而言,该行在设立之初,以总、分、支行的总账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大而全的会计部门体系.
大陆银行建立初期的总账地位颇高,这在该行的行务会议出席人员名单中也能一窥端倪.1925年,在该行召开的一次行务会议中,出席的人员有总经理谈荔孙、董事万弼臣、总处总稽核罗雁岑、总处业务课主任袁惠人、总处文书课主任王延方、津行经理许汉卿、津行副经理齐少芹、津行襄理王子和、津行总账谈少卿、京行经理王鉴堂、沪行经理叶扶霄、鲁行经理萧文田、宁行襄理万勋臣、汉行经理章可、青行经理刘少泉.[5]该行的行务会议规格颇高,一年只召开三次,与会人员也均是总行重要部门负责人和各分行经理.而总行总账也得以列席該会议,可见此时总管会计事务的总行总账在该行中是有较重要地位的.
由于总账一职在早期的大陆银行中较为重要,因此总账一般多由总行及各分支行的襄理兼任,如1926年前该行京行总账朱家俊是“京行襄理兼总账”[6],无独有偶,该行总行总账谈继曾（少卿）是“津行襄理兼总账”[7].除此之外,谈继曾更是该行总经理谈荔孙的嫡亲侄儿,足见该行早期对总账一职的重视.
1926年以后,大陆银行的总账一职开始逐渐不由襄理兼任,而是逐步由基层职员升职后转任.如1926年以后的该行京行总账萧元宇,原是京行帮帐.1926年5月萧元宇开始*京行总账,并于同年11月正式担任京行总账.[8]而京行帮帐一职则由原总经理处调查课办事员袁力侗*.[9]可见,该行在保留了总账较高职权的同时,也改变了由襄理兼任总账的状况,具有从业经验的基层职员开始成为专职总账的候补人选,总账制度渐趋成熟.
而大陆银行自身同样也将总账制度视为该行人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并对早期的总账制度有如下结论：“总账之地位,为全行关键之所在.总账能力如何,关系甚大.且本行于各行虽有襄理之设置,而章则规定,凡指定*专门事项之襄理,其所办事务,仍须受总账之监督.是以本行对于总账之人选,最为注意,平日亦多致力于此项人才之养成.”[10]可见,该行总账的实际地位大约与襄理一职相近但又略高于襄理.而民国时期的襄理,一般等同于现在的总经理助理.
然而就在大陆银行的总账制度渐入正轨时,这项制度却又突然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
二、大陆银行20世纪30年代的总账制度
自20世纪30年代起,大陆银行的会计部门发生了巨变,总行总账的权力大幅缩水,原先掌握的重要职能基本移交与其他总行部门.具体而言,在人事上,“全体行员之进退调遣,及奖惩由总经理处承总经理之命行之”[11],总账所拥有的人事调拨权被完全取消；在会计核算上,总账及其属员不再负责整个银行的记账登记.会计记账工作由几个部门共同负责,如该行新成立的事务课负责“各项开支之处理及记账事项”[12],而“储蓄部收付现款均由营业部之出纳人员*”[13]；在会计稽核上,“总经理处各账,由业务课主任或由总经理,委托稽核室稽核检查之”[14],而在分支行里,则一般由分支行经理指派一名襄理进行查账.因此,不仅总行总账不再稽核账务,分支行总账也只有襄理空缺时才有机会执行稽核任务.
不难看出,此时大陆银行的总行总账即不管账,也不承担该行的核心行务,已然不是前文中仅次于总经理、副经理,高于襄理的高级主管人员.此外总行总账地位的下降,在该行的行务会议上也有所表现.自1928年起,该行总行总账几乎不再有于行务会议中出席的记录.而总经理处每一周召开一次的星期会议,也开始由“总经理处稽核、秘书、各课主任及总经理指定之职员组织之”.可见,曾在行务会议中连年列席的总行总账到了30年代以后连组织星期会议的资格都已丧失,足见其地位下降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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