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商人城市文化调适和城市民族工作方法,关于免费城市文化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城市文化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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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成都彝族果商为例,使用2014年度六次入户访谈（采取彝汉双语半结构深度访谈）和抽样问卷的统计资料,针对彝族果商形成的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梳理、论证,提出城市管理工作中涉及少数民族管理的可行性建议.少数民族在进入城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非常愿意接受城市营销管理规则和城市人基本权益等常识,然而苦于无处获得有益的信息.目前城市管理工作中,对少数民族外来人口一直滞留于以干预为主的模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城市管理工作必须选择一条以预防为主、干预为辅的道路,即及时、有效地在萌芽阶段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使顺利实现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少数民族商人;文化调适;城市民族工作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6-0023-07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驷马桥的果品批发市场暨西南果品中心批发交易市场,是国家级大型果品专业市场.从2007年至今,这里云集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果商600余人.2012年12月18日,随着该市场迁往距成都四环路16公里的彭州市东南方向的濛阳镇组建“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成都驷马桥果品批发市场也于2013年3月关闭,绝大部分商家迁往濛阳开始新的事业.但是,彝族果商们却因旧地住房租金更加便宜和经营性质属于流动摊位,所以依然留居驷马桥,或设摊在成都市内的各大菜市进行商贸活动.他们当下的居住方式和营销策略正在成为成都市城市管理和发展的一大症结.因此,探索城市管理中少数民族商人的文化调适和政府城市民族工作方法的创新,已成为城市管理工作不可回避的问题.缘此,本报告以成都彝族果商为例,使用2014年度六次入户访谈（采取彝汉双语半结构深度访谈）和抽样问卷的统计资料,针对彝族果商群体形成的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梳理、论证,提出城市管理工作中涉及少数民族管理的可行性建议,以供有效改善成都涉及城市民族工作问题的决策咨询,更为其他情况类似的城市少数民族商人或民工管理提供参考借鉴.
一、彝族果商的形成因素和特征
当前,居住在四川省成都市城北2.5环内城乡结合地带之驷马桥旧果品批
发市场的彝族果商,基本来自凉山州越西县的马拖、大瑞、依洛地坝、南箐、普雄、五里箐等13乡24村的300多户家庭.他们多系1999年以来响应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由高山地区迁居二半山区事农,又于2004年后再次响应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由农民转化为果农的人群组成.由于当地政府在他们的土地上推广种植核桃等经济林木后,缺乏核桃销售和加工等技能提升跟进的配套服务,致使果农遭遇二次调适生计转变.伴随着核桃挂果、成熟和销售的来临,果农们喜忧参半.因为不通汉语、不识汉字,他们一般惯于在本地经商.但本地核桃广种、齐产、价格上不去的实际情况,严重影响种植成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居住在马拖乡西坪村且曾到西昌等小城市务过工,还通点汉语和识点汉字的小伙子——刘伙阿坡率先外出找寻销售核桃出路.2007年4月,他试着给两名越西汉族人充当到成都送“萝卜干”货品的搬运工,来到了驷马桥果品批发市场.工作两天后,他发现这里批发的核桃主要来自新疆等地,不仅少有四川本地产品,而且没有新鲜货物.是年9月底,刘伙阿坡首次邀约6位亲戚在本村收购了8000斤刚下树的新鲜核桃,运到驷马桥果品市场批发给汉族果商,他们每人盈利600元.这年9-10月,刘伙阿坡先后4次邀约亲戚朋友20人次,承包西坪村的新鲜核桃,运送到驷马桥果品市场批发给汉族果商,人均获利5000元左右.这样的效益远远超出了他们以往留守家乡种植和销售自家核桃的年均收入,也使他们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成为四里八村核桃种植户们羡慕和效仿的榜样.2008年后,越西县种植核桃的彝族果农开始逐渐加入到在当地种植,往凉山各县及周边的攀枝花、石棉和云南等地收购核桃,再到成都批发、零售的行业,并发展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产、供、销一条龙经营的彝族果商群体.也就是说,成都驷马桥的彝族果商是一群曾响应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后,遭受生计二次调适和改变,于7-8年前勇敢地依靠传统地缘关系内血缘纽带和地缘关系外姻缘纽带,选择来到省会成都销售自家地里产出的核桃为生,并逐渐发展成常居成都销售水果为生的首批少数民族“专业果商”.他们的行为,不仅为当地政府和自身家庭减轻了财政及经济负担,也为成都市民带来了货真价实的山货土特产品.2014年9-11月,我们对成都驷马桥彝族果商生存和发展现状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参见表1和表2：
根据表1和表2显示,本次抽样调查彝族果商样本为181人,占当下该群体600余人的30.2%,基本保障了量的资料做支撑,调查面的广度和深度均具一定代表性.他们除来自越西县马拖乡占抽样人数51.4%属血缘人群外,其他来自该县12乡的人基本和马拖乡的人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姻缘关系.这些彝族果商以男性为主,占66.3%,其中21-40岁年龄者居多,41-50岁次之,分别为62.4%和24.3%;掌握汉语汉文程度极为有限,其中不会汉语汉文者高达24.7%,会汉语不会汉字者占32.6%,村小学历者占37.6%,初中至高中者仅5.1%;他们来成都销售核桃的时限所占比例相对均衡,3-4年占28.2%,1-2年占27.1%,5-6年占23.8%,7年以上占21.0%.看得出来,他们乐于离乡背井在异文化区经商贸易的行为,完全由利益最大化所驱动,即在成都月收入1000-4000元者占43.1%,4000元以下者占13.8%,8000元以上者占5.0%.但在家乡年均收入1000元左右者占38.1%,1000-3000元者占28.7 %,3000元以上者占25.4%;他们在成都不仅以夫妻核心家庭为主占69.2 %,且以农业生产季节的忙闲为导向,其中流动性经营者占62.4%,常驻性经营者占37.6%.当前,他们的营销模式已发展为：部分人员专职时令收购,其范围扩展至凉山州17县/市,攀枝花3县/市,乐山峨边、马边,雅安石棉、汉源,甘孜九龙、泸定和云南省的宁蒗、丽江等数千个彝族自然村落,收购范围依照气温的冷热进程逐渐递进,以此保障营销新鲜核桃的时限能够得到有效延长;部分人员专职濛阳市场搞核桃批发,及时销售本地核桃出川,也收购外地核桃入川,以便拓展核桃销售业务范围;部分人员专职濛阳-驷马桥之间运货,开辟二次批发核桃提供给同乡快速进入市区零售,以利缩短时间成本和加速职能分工;多数人员专职分散到市区各个菜市、街道等,选择无固定摊位进行流动零售核桃,实现降低销售成本使利益最大化.他们在成都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联动两项指标显示：交往汉族邻居者占38.7%,没去过汉族邻居家的占81.2%,没帮助过汉族邻居者占58.0%,无电视家庭占97.8%,没时间看电视者占61.9%,使用手机者占92.3%.手机是他们进行社会交往和和亲人联系最为重要的工具,已经达到在每100人中即有90人以上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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