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的创演与其音乐创作,此文是一篇维吾尔语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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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始,号召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热潮持续升温,1970年更提出要“普及革命样板戏”,并掀起了地方戏“移植革命样板戏”的热潮.在此热潮中,根据同名京剧“样板戏”移植的粤剧《沙家浜》及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以下简称“歌剧《红灯记》”),成为做到到首肯的“移植革命样板戏”的楷模,先后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分别于1974年和1975年摄制成彩色影片公映,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的歌剧《红灯记》,更作为“”以来的首部大型歌剧格外引人注目.
由于移植的“样板戏”,按规定剧本乃至舞台表演、灯光道具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动,因此歌剧《红灯记》除了唱词、对白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外,改变最主要的是音乐.而这部歌剧的音乐创作不仅因在民族化和戏剧化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且作为20世纪下半叶新疆地区的第一部维吾尔语歌剧,某些方面对“”之后新疆地区的民族歌剧创演依然产生着积极作用.鉴于对这部歌剧的创演及其音乐的研究迄今为止一直无人问津,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研究.
一、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的
创演过程
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次召见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赛福鼎时,谈及新疆“普及革命样板戏”及其移植工作,根据新疆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点,建议新疆地区重点搞两“红”,即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移植京剧《红灯记》.
赛福鼎对此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回疆后即进行了部署.其中,将同名京剧移植成维吾尔语歌剧《红灯记》,因比舞剧《红色娘子军》更有艺术再创作的空间,因而倍受重视,并当即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时任自治区文化厅厅长阿依木负责,小组成员有当时新疆歌舞话剧院话剧团负责人刘国昌,导演王成文、托呼提·毛拉塔吉、马玉杰等.赛福鼎指出,这是项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发展和建设民族文化的重大契机.新疆是闻名遐迩的歌舞之乡,民族民间音乐和舞蹈艺术非常发达,但是相对于我国内地和西方社会,缺少综合性的大型艺术种类和艺术形式,以此发展高端民族艺术,应该成为政治任务外的另一种动力.他还明确批示,要用维吾尔传统音乐“十二木卡姆”作为这部歌剧音乐创作和演唱、演奏的基础,并就此探索维吾尔歌剧的音乐创作.新疆歌剧团资料室保存的相关排练会议记录对此也有记载.自此到1972年5月23日歌剧《红灯记》举行首次演出的过程中,赛福鼎几乎每周都要把创作人员请到家中,询问和了解创作、排练的进展.
要把京剧《红灯记》移植为同名歌剧,首先是要将剧中的对白、唱词翻泽成维吾尔语.在新疆,由于维吾尔族人直接翻译汉族语言往往难以完全表情达意,最好的翻译反而是对两种语言都十分精通的锡伯族人.为此,文化厅专门组织相关的锡伯族专家进行剧本的翻译工作.同时,因传统的维吾尔文字是自右至左书写的,与乐谱自左到右的格式相左,因此也确定了歌剧乐谱的唱词采用当时试行的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新维吾尔文字”填写的方法.
音乐部分的创作则由维吾尔族作曲家则克力·艾尔帕塔、玉山江·加米为顾问,黑亚斯丁·巴拉提、斯坎德尔·赛甫拉、周吉、努尔买买提·色依提等共6人组成作曲班子.作曲的工作刚开始按照角色分工,由黑亚斯丁·巴拉提、斯坎德尔·赛甫拉、努尔买买提·色依提分别写剧中人物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的唱腔旋律,乐队部分和音乐的多声编配,均由曾于60年代赴上海学习过作曲技法的周吉承担,并由自治区歌舞话剧院承担排演任务.
歌剧《红灯记》的创演大约经过了几个阶段.
1970年开始至1972年5月第一阶段的创演,虽开始就框定了用维吾尔族民歌和十二木卡姆作为移植歌剧《红灯记》的基本音乐素材,但依然大量借鉴了原京剧“样板戏”的特点.如在乐队配置上,采用的是维吾尔族乐器与小型管弦乐器的混合乐队,虽管弦乐队规模较小,编制不齐,但还是保留成套的京剧打击乐器及其用法.歌剧的道白,也尽量模仿原京剧中台词的律动和腔调.因维吾尔族语言的重音音节不同于汉语,发音只能在腔调上大致模仿汉语的重音和拖腔等特点,从而形成了以往维吾尔族戏剧舞台语言所没有的新腔调,并成为了歌剧《红灯记》的一个突出特点.在1972年5月23日开始的实验演出中,如果说道白的新腔调意外地被维吾尔族观众所接受了,那么作为大胆创举的于维吾尔族音乐中运用京剧锣鼓的尝试,则引起了观众的不少质疑.
在总结第一阶段工作中,除看到机械套用京剧锣鼓影响了全剧的音乐风格统一,决定去掉京剧锣鼓外,还发现原来选用的一些木卡姆素材,虽旋律优美、民族风格浓郁,但与人物表现有较大差距,存在着不能很好地表现剧中人物思想性格与剧情发展需要的问题,为此在第二阶段工作中对音乐进行了较大的修改.第二阶段的音乐保留了京剧中使用的《大刀进行曲》、《东方红》和《国际歌》等带有时代特征的革命歌曲,但在维吾尔族音乐素材的选用和音乐处理上,更突出了人物思想性格与剧情发展的需要.同时,剧组经自治区政府特批,通过在全疆考核、抽调之前下放的管弦乐队职业演奏员,及从学校直接招收一批有较好演奏水平的学生,正式组成了由单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和维吾尔民族乐队组成的混合乐队.
经第二阶段修改的歌剧于1973年2月在乌鲁木齐开始进行试验性公演.
1973年6月,国务院文化组派专家赴疆审看了歌剧《红灯记》,并获得去北京演出的机会.其间西安电影制片厂经过研究,一度计划将此剧摄制成彩色影片,还派作曲家李跃东及一位电影导演进驻剧组,参与音乐配器修改等工作,开始筹划电影拍摄事宜.
歌剧《红灯记》剧组于1975年元月赴京,先后在北京文化宫、展览馆、天桥、首都剧场演出多场,并在中国京剧院演出两场,与京剧《红灯记》剧组进行了交流.其中在首都剧场的演出,因等前去观看,戒备森严,开演时间不断地被推迟,可能是紧张的缘故,那场演出的演出事故也是最多的.之后经批示,决定该剧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彩色影片,于是剧组于1975年2月开始在京拍摄电影,直至该年9月电影公映.结合电影音乐的录音,也开始了歌剧音乐第三阶段的修改.《新疆日报》对剧组的活动情况进行了多次报道.
根据周吉的提议,乐团指挥家严良垫、上海乐团作曲家瞿维和西安电影厂作曲家李跃东加入到歌剧音乐创作的第三阶段工作中来.他们对总谱提出了诸多的修改意见,其间音乐创作修改了五稿,局部修改不计其数,工作量很大.其中还担任乐队指挥和电影音乐录音监听工作的严良垄,在训练剧组乐队和排练、录音至电影拍摄完成的8个月间,对歌剧音乐在和声配器上存在的问题多次提出尖锐意见,并亲手修改总谱.同时,为了保证电影录音的质量,还从总政京剧团、广播乐团、铁路文工团等在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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