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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情论文参考文献：
20世纪 50年代始,中国第一代舞史专家们同心同行十数载,至1964年完成《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后称《长编》）初定稿.在《长编》的基础上整理修改,又于 1983年出版了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中的奠基之作《中国舞蹈史》（史称“五小本”）.之后虽有多部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相继出版,但更能集中地保全和体现历史学学科特征的基础史料巨著,除《中国乐舞史料大典》,迄今未见.
我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在《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中,用很严重的口气表示不要“著史”,不要“历史哲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舞蹈史学家孙景琛先生也认为：“资料是科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历史研究,首要的条件就是掌握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才有可能通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写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并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舞蹈史料学的任务即在于舞蹈历史资料的搜集、编辑和考证,为舞蹈历史研究提供必需的基础.我国虽有悠久的乐舞文化历史,但舞蹈史料学的建设滞后,所以认真进行学科自身的基础理论建设,是舞蹈史研究工作者的一项无可回避的任务. ”故此,孙先生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用了五十年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一个人默默地搜检、整理、汇总了二十五史中以人物传记部分为主的乐舞资料约二十余万字.舞蹈作为视觉艺术,重视形象资料的研究可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孙先生设想,以舞蹈形象为主,结合文献史料进行分析研究,以图证史,以史阐图,探索舞蹈艺术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发展轨迹,寻求其间内在规律,是一种较切合舞蹈实际的方法.能舞会画的吴曼英女士与孙先生相濡以沫一辈子,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工作中的好搭档. 1955年,学西洋画专业的吴曼英毕业后分配到“舞蹈研究会”（今中国舞蹈家协会）工作,五十多年里为了采集历史文物上的舞蹈图像走遍中华大地.与盛捷、董锡玖等同仁们在爬山越岭的田野工作中,冬天住庙室也觉做到温暖,春节吃白薯也倍感幸福.因为有着孙先生对乐舞历史资料搜集重要性的真知灼见,大家就这么斗志昂扬地一干就是几十年.在《中国乐舞史料大典》的“图录篇”里约计 2000幅的文物图片和舞蹈文物白描图,不仅收录了中国古代舞蹈史中重要的舞蹈文物图片,还将孙景琛、吴曼英于 20世纪出版的《历代舞姿图》《敦煌舞姿图》两书一并收入再版；同时,孙景琛在主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期间,吴曼英跟随在全国各地亲自描摹或收集的从未使用过的舞蹈文物白描图一百多幅,每张白描图上都有孙先生经多年研究之后对文物年代、内容等点评的手稿,作为“附录”也编入此书.谈起这些比文物原图更具舞蹈感的白描图,无论是长住敦煌莫高窟里普查整个洞窟搜集资料,还是到各省出差寻找民间舞蹈遗存图像,或是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有关文物也会快速临摹记录下来,吴曼英回忆着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陪着孙先生点点滴滴收集古代舞蹈形象资料的历历在目的往事,她说：“热爱学习、勤勤恳恳的孙景琛,我看他一辈子都是在搜集资料. ”
2002年,孙先生想将他几十年积累的古代文献中的舞蹈资料加以整理编辑出版,并给此书暂定名为《中国乐舞史料汇编》,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直到 2008年孙先生去世一个月后,吴曼英、周元、茅慧和朱梅组成了编写班子,不仅是为了完成孙先生的遗愿,更是扛起了继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处探索舞蹈灵魂归宿的重担.在又一次没有经费资助的情况下,她们全力以赴地迅速投入到这项富有重要舞蹈文献价值的著作编写工作中.从体例结构到编选原则,从内容择定再到格式协调,反复斟酌,一再调整,把史料的真确与否放在第一位,追求言必有据的治史取向,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完善并补充了此书的相关内容.具体分工为：茅慧负责“二十五史编”和“杂录编”的唐代及以前部分；周元、朱梅负责“杂录编”的宋代及以后至民国部分；吴曼英和孙瑛负责“图录编”.
“二十五史编”是在孙先生积累数十年爬梳的二十余万字的手写书稿基础上,对二十五史重新进行全面爬梳,再次整理新收录了约二十万余字涉及到乐舞的材料.其43万字的各部乐舞史料提取有两个特点.一是汇集了二十五史中本纪、列传中的大量舞蹈资料,这一部分资料多与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人物事件相关,是古代社会中活生生的舞蹈样态,属于舞蹈社会学、舞蹈思想史、舞蹈人类学所应予关注和研究的范畴,在目前现有的古代舞蹈史著述中尚未充分予以研究,如果运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已收录的大量具体的历史人物与乐舞关联的信息做乐舞社会学的宏观视角的研究,可能会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新成果.二是以舞蹈资料为摘选原则,对总计八十余万字的二十五史《乐志》《礼乐志》进行了爬梳,对涉及舞蹈本体的文字记录详加收录,尤其是对涉及古代宫廷礼仪和庆典类的舞蹈事项,进行了精选并收录全程记录文字,其目的是使现在的读者能够通过这部书所选取的某一条史料直接了解古代某个朝代曾经是怎样进行朝会大典的乐舞表演,这对于研究古代舞蹈事项和舞蹈本体大有裨益.由于《史记》是二十五史中的首部史书,其中的《礼志》《乐志》的思想观念与后世正史礼乐志内容多有相似之处,故对其全文辑录,而其他史书中的礼乐志则择要、侧重地加以编选,一般略去了乐舞历史追溯的部分,侧重选录了介绍当朝当代的部分.这便于读者串联起历朝历代的乐舞观念,进而观察舞蹈思想和观念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走向和细微演变,其中所隐藏的文化观念的基因成分也在这些流变中沉淀下来,成为今天中国舞蹈观念之所以如此表现或如此呈现的深层次原因.
2003年,孙先生曾在一篇名为《开阔思路,拓宽视野——关于舞蹈史研究的一点思考》的文稿中明确地提出：“在以往的舞蹈史论著中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反映汉族舞蹈历史情况多而其他民族情况相对较少；反映宫廷、专业舞蹈活动多而反映广大民间的群众舞蹈生活少. ”进而指出：“民间舞蹈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舞蹈生活,是构成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宫廷乐舞活动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但它不可能反映民族舞蹈的整体面貌.客观方面,史料不足可能是关键；而史料局限之未能突破,则和研究方法有关. ”在尊重史料本来面貌的前提下,力求突破古代乐舞史料偏重宫廷的樊篱,着重充实民族民间舞蹈活动的资料,所以在此史料构成版图中设有“杂录编”的内容布局,分为“远古—唐”“宋辽金西夏—民国”两大部分.前部分的内容是以孙先生遗留下来的近两千张资料卡片为基础,对散见于部分经书、史书、类书、杂录、笔记、艺文辑录等资料中的舞蹈史料进行了编选增补.其中包含了许多古代哲人学者著述中的乐舞思想,在汉赋、乐府诗、竹枝词、曲赋等艺文篇章中对舞蹈本体的描写和记录.由于此前《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和《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已有专辑出版,故书中所录的古代诗词是这两本书所未收录过的.这部分史料的突出特点有二.其一是对重要史料书籍进行全书搜检后完成史料提取,通过全书阅读和提取的研究途径可以更准确地解读历史,探究历史真相,通过精读精研某一位作家的全部作品,并详细考察作家作品的真实经历和所处境况,对进而准确认识整个朝代的文化包括舞蹈文化大有所益.其二是由于这些部分史料著作的作者大多非宫廷史官,其民间立场、身份眼光、审美倾向更能反映那
个时代的社会真实面貌和普遍状态.后部分的内容以提取汇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和《中华舞蹈志》等大部头当代
舞蹈志书中的地方志舞蹈资料为基础,对宋、元、明、清、民国期间的方志中舞蹈资料也进行了广泛的搜罗整理,搜集摘编了民国时期报刊书籍中发表的民间舞蹈调查报告；对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著作中的民国时期史料进行了摘选.这些资料对研究区域性舞蹈文化、民间舞蹈发展史、舞蹈文化人类学、舞蹈政治学皆有用处.“杂录编”与“图录编”附录二的作用和价值相当,不仅丰富了舞史研究中民族民间舞蹈的信息来源,也是研究民族舞蹈历史和理论的珍贵史料.
编写组的专家们在浩繁的史料里苦心孤诣、仰屋著书,实现了孙景琛先生“超越宫廷史,向民间进发”的夙愿.中国古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数千年的舞蹈史料覆盖面广,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但编写组成员仍在无涯书海中奋力摇橹数年,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搜检、整理、汇总,并进一步解读、考证、辨析和阐释.走近《中国乐舞史料大典》,回顾六十年来两代舞史专家们整理与辑集研究的漫长历程,既可勾勒老一辈学者艰辛的学术足迹,亦展示出新一代学者辉煌的学术成就.爬梳历史,关怀当下,这样一部倾注了两代人六十年时间和感情的史料巨著付梓出版,不仅弥补了中国舞蹈文献学的空白,也为中国舞蹈文献学的起步奠定了第一块厚重的基石,更为研究中国舞蹈的后辈们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源.
黄 葶：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杨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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