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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活着》和余华的小说《活着》都讲述了普通人坎坷的一生.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伊万和余华笔下的福贵虽然数次遭受丧失亲人的痛苦,依然选择顽强地活着.除此之外,两部作品在叙事技巧和叙事内容存在相同之处,但细微差异表明了两位作家在创作主旨和创作思想高度上的不同：阿斯塔菲耶夫借助主人公伊万的人生故事,强调生命的意义；余华通过福贵的故事强调个体生命的强度.文本中伊万关于生命的哲理性论述表明了作家的生命观.
关键词：生命 死亡 叙事 人生故事 元故事
生命和死亡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关于生死的思考也是各国文学家创作的源头和动机.20世纪90年代初,中國著名作家余华创作长篇小说《活着》,几乎和此同时,苏联著名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于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短篇小说《活着》的创作.创作之时,余华和阿斯塔菲耶夫已娴熟掌握创作技巧,都是创作经验丰富的知名作家.即便如此,这两部作品的接受范围却不一样.余华的小说《活着》享有世界声誉,曾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这部作品创作于1992年9月,发表于1993年.十年之内,该小说先后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并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出版,这些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宣传这部作品.相比之下,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于1989年的小说《活着》显得沉寂无闻.这样的结果由诸多因素造成：社会文化思潮、国内政治对揭露性文学创作的容忍度、作家思想魄力和性格特征,以及作家忠诚于自我的程度.
20世纪被世界大战、世界革命和世界变革所充斥.一战尚未结束,引发十月革命,随后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的崛起令十月革命的烈焰遍及欧亚非,然而世界革命的格局很快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二战之后迅速形成冷战格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僵持对峙,不断引发局部战争：美越战争、苏联出兵阿富汗、中越反击战等.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掀起苏联改革的序幕,改革之风很快吹遍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即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分崩离析.苏联解体了,柏林墙被推到了,中国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百年风云变化,具体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个体,则又表现为生和死的纠结缠绕.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坛和苏联文坛涌现出大量反思历史、揭露现实和关注普通人命运的经典之作.于是在中国和苏联几乎同时出现讲述小人物命运的佳作.社会巨变中普通人的命运成为余华和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焦点.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和阿斯塔菲耶夫的短篇小说《活着》在叙事技巧和叙述内容,以及关于生命的哲理性思考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而这些层面上的差异恰恰表明了两位作家在写作特色、创作主旨和思想高度上的不同.
一、叙事技巧上的异同
两个文本《活着》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上有着共同之处：文本呈现出首尾相连的圆形叙事,并且都有嵌入式元叙事,元故事的叙述由主人公完成；故事人物的叙述都属于自述转叙；文本中叙述者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叙述者“我”发挥不同作用,即架构文本和进行价值判断.文本中两位作家驾驭叙事技巧的能力旗鼓相当,但细微之处揭示差异,也解释了差距.
阿斯塔菲耶夫的文本《活着》中有三个叙述者：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故事叙述者“我”和元故事叙述者——主人公伊万.小说的叙事由第三人称叙述者展开：“万尼亚和达尼娅,准确地说,是伊万·季洪纳维奇和达吉亚娜·拿娜戈诺夫娜,他俩都是带工资的人,每逢傍晚时分,两人喜欢坐在自家房屋附近的长椅上.两人幸福、舒坦又悠然地坐在长椅上.”（В.Астафьев,1989：11）小说详细描述了伊万的家庭关系：伊万和达尼娅疼爱依恋孙女,爱惜性格怯懦的儿子彼得鲁沙,不满以领导身份自居、傲慢无礼、穿金戴银的儿媳.“达吉亚娜·拿娜戈诺夫娜在一个严冬,死于心脏病,当时我想,伊万·季洪纳维奇再不会傍晚时分出门坐在长椅上,很快这把长椅会被人挖起、拿走后劈成柴火.”（В.Астафьев,1989：17）就这样,叙述者“我”介入文本.“你会怎么做?——季洪纳维奇叹息道,当我从城里回来,挨着他坐下,用一只手压住长椅的断裂处.——要是有人应该第一个离开人世等最好是我等但你不能命令生活等一次,心情很好的季洪纳维奇给我讲起多年来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故事：如何娶到难忘的达吉亚娜·拿娜戈诺夫娜.讲述者伊万·季洪纳维奇像我的很多同乡一样头脑清晰,我不会借助自己的干预来美化他的叙述.” （В.Астафьев,1989：17）随后文本嵌入主人公的叙述,伊万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直到伊万讲完故事,感慨道：“该爱谁?为谁惋惜?记住谁?我和伊万·季洪纳维奇是同龄人,都是二战老兵,他的讲述是对我的信任.我虽有不理解之处,可感受到、体验到他流露出的感激性忧伤,在一种强烈的情感驱动下,或许是亲切感的驱使下我给他朗诵了自己最喜爱的一首诗.”（В.Астафьев,1989：44-45）对孙女未来的担忧,为伊万和“我”的交谈画上句号.文本结尾处全知型叙述者再次出现,交代后继故事：伊万继续每周五在家门口等待孙女.孙女上二年级时,儿子死了,儿媳因贪污而入狱,一切财产充公,时间在奔跑,孙女在成长,每次相见,“伊万用双手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久久不愿放手,好像不相信这个小姑娘是自己的亲孙女,她飞向他后,便永不会飞离”.每次见到孙女,季洪纳维奇习惯性地感叹：如果奶奶还活着该多好啊！她该多高兴啊！每当想起亡妻,他的内心因纠结的揣测而一阵阵发紧：“我也快了等大概很快吧.”最后,第三人称叙述者的感慨性价值评价“人这一辈子就是泅渡苦海”（В.Астафьев,1989：46）结束了文本叙事.
相比之下,余华的小说在叙述者的选用上较为简单：叙述者“我”和主人公福贵.文本的叙事由到民间收集歌谣的“我”展开：“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余华,2014：2）“我”被主人公福贵洪亮的吆喝声唤醒,有趣的歌词“皇帝召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吸引“我”走进浑身透出高兴和快乐的老人,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文本中福贵的自我转叙不像伊万的自我转叙那么完整如一,而是先后四次被“我”的叙事视角切割成段.中断处填补了“我”的情感评价、价值判断和场景描写.第一次福贵嘿嘿的笑声中断叙述,“我”看见阳光透过树叶照射在他身上,感慨福贵是个令人难忘的人：清楚的记忆,精彩的讲述.当福贵感慨“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时,元故事叙述第二次中断,福贵牵牛耕地,树荫下等待福贵讲述的“我”看见阳光西斜.第三次中断叙述是在“我”的直接干预下进行：福贵下地耕田时,“我丝毫没有离开的想法”（余华,2014：126）,田间劳作的轻松气氛和福贵总结的“四不要”做人道理折射出“我”对福贵宝贵人生经验的认同.第四次中断叙述是在“家珍死得好”的感慨中完成,“我”看见夕阳照在福贵脸上.“我”的问题引发随后的叙述.在讲完家人的命运和买老牛的故事后,老人扛犁牵牛,用粗哑之声唱着民间歌谣消失在霞光中.“我”看见土地召唤着黑夜的到来.每次“我”的插入式叙述都伴有午后的阳光、西落的阳光、霞光、黄昏和黑夜.这些词汇隐喻着时间流逝和生命消耗,烘托出福贵的人生如何从灿烂走向昏暗,也反衬了福贵身上承受苦难的能力、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宽容豁达和友好乐观的处世之道.这些品质支撑着人们渡过人生苦海,走完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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