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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论文参考文献：
2015年3月,苏富比拍卖行在其网站上宣布,将拍卖好莱坞传奇影业大亨老山姆·高文（Samuel Goldwyn Sr.）的品.
老山姆无论在电影界还是艺术界,都是神奇的存在.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之一的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中的高（Goldwyn）,即来自他们家族的姓氏,这足以说明其在影视界的地位.
老山姆的孩子也叫山姆·高文,大家称他小山姆·高文（SamuelGoldwyn Junior）,后者于2015年去世,但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继续经营着老山姆创办的影视产业.
在2015年送拍的藏品中,除了毕加索的作品外,另一幅获得关注的画作是法国艺术家马蒂斯的静物画《Anémones etGrenades》.该画作据称是老山姆的第一幅品.1948年老山姆买入时的价格为1.35万美元,2015年价格已经到500万-700万美元.纯粹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成功的典范.按照年化收益算的话,大致在年化9%左右,并且持续了60多年.这样的投资收益率,能让绝大部分投资咨询公司汗颜.
值得关注的是,老山姆的品,主要是通过玛丽·哈尔曼女士购入的.她是美国最为成功的画廊经营者之一.作为老山姆的艺术顾问,哈尔曼指导他逐渐购入了一系列艺术品.可以说,获得专业人士的指导是老山姆获得巨大成功的要素之一.
遗憾的是,儿子小山姆去世后两个月,其第三代家族成员就开始将其品中的大部分交付给了苏富比拍卖行,此次交拍的藏品共计25幅.第三代家族成员在将藏品交给拍卖行的时候说,“我们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新一代的者,并且希望他们如我们家族一样能多年喜欢这些作品”.
同样在 2015年,同样是苏富比拍卖行,另一批来自中国的集体送拍也引起了界的注意.它们来自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第11个儿子袁克安的品.这批送拍的藏品包括晚清大藏家、金石学家吴大澄赠与袁世凯的《篆书九言联》,此外还有徐悲鸿的《双鸭》、董作宾的《甲骨文十四言联》等.民国公子袁克安的,由家族保有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也难逃被后人批量送拍的结局.
以上两个案例,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个人者的宿命：花费诸多精力、财力所购买的艺术品,即使从投资、欣赏角度是极其成功的,也难逃后代对艺术品无感,视这些艺术品为负担（支付不菲的保管、投保费用）,并且在多个继承人的情况下难以分割,最终选择送拍.从传承的角度看,个人拥有藏品确实是很难实现多代传承的.
然而,事无绝对.
建一座博物馆
也有很多大家族的传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常被提到的是意大利的乌菲兹美术馆.
乌菲兹美术馆创始于1581年,由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所创办.他属于当年控制托斯卡纳大部分地区的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爱好、收集藝术品的历史悠久,只是在1581年才正式向公众开放,用于显示家族的财富及对艺术界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其后的近两个世纪,美第奇家族继续丰富其藏品,最终到了近 10 万的天量藏品.幸运的是,乌菲兹美术馆在其后的意大利国内统一战争、拿破仑占领意大利北部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几乎毫发无损,得以传承到今天,成为佛罗伦萨的一个重要景点.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乌菲兹美术馆本质上是依靠美第奇家族成员的而存在;另一方面,当1581年美第奇家族将之对外开放之后,乌菲兹美术馆已经不再是家族成员的个人行为,而是家族的形象代表.对家族成员而言,维系这个美术馆,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须的任务.
我国台湾地区的奇美博物馆,则是华人企业家的个人爱好转化为对公众开放的公益机构.
1960年由许文龙创立的奇美实业是全球主要的塑料与橡胶材料供货商.1977年,许文龙捐资创设了台南市奇美文化基金会,奇美博物馆法律上则是奇美文化基金会的财产.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奇美实业.
博物馆坚持免费向公众开放,是一座属于公众的博物馆.这个创设于1990年的博物馆,“消耗”了许文龙家族及控股公司数额不菲的资产,也给企业特别是给企业家本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形象、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利益”.
奇美博物馆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家支持公益（艺术）的例子.此外,根据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奇美文化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向其捐赠艺术作品,还可获得税务优惠待遇,即抵扣部分企业的所得税.
财富传承的路径
艺术品与家族财富的传承,其实并不是不相关的话题.
从海外的经验来看,企业-企业家家族-家族博物馆（艺术品）,这一组关系构成了常见的财富传承路径.
首先是有形财富的传承.艺术品往往是超高净值家庭的配置之一,配置的原因可能多元,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当金钱的增加对物质生活的改善已经没有太多意义的时候,精神层面的需求满足,艺术品可能是良方之一.当艺术品成为家族资产的组成部分时,如何将之传承给后代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如前文所述,艺术偏好很难遗传,因此子女后代将艺术品送拍、变卖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美术馆/博物馆的模式,是诸多超高净值家庭避免这类局面的选择.而是否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或者家族基金会来承载这个美术馆/博物馆,则更多的是一项法律技术上的考虑.
其次是无形财富的构建与传承.国际上诸多的家族企业选择设立基金会-博物馆的模式,绝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既有类似于卡地亚基金会、路易威登基金会这样原本与艺术、时尚设计相关企业选择设立文化艺术类的基金会,也有像三星这样的韩国电子行业的巨头设立的基金会.三星公司有三星艺术馆以及霍埃姆艺术馆,还有罗丹画廊、 儿童艺术馆、博物馆等.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三星的企业形象、三星控制人家族的形象,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应.这些无形资产,事实上也是企业、家族的无形资产的构建、传承与维系的重要因素.
第三,税务因素也是一个重要考虑.这里主要是指企业所得税与家庭成员的遗产税.当企业向公益慈善性质的基金会或者博物馆捐赠时,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可以在特定比例或者限度内获得税务抵扣,因此向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能够获得税务上的“回馈”.再有,将家族资产中的艺术品放入公益慈善性质的博物馆,这将不再构成遗产部分,因此也无需缴纳遗产税.中国现行虽然没有遗产税,但从企业所得税角度看,则是更为现实的一个“利益”.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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