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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
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等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由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一、大波
蒲殿俊是最早知晓朝廷将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少数几个四川人之一.诏令下达的当天,他正在北京.身为四川谘议局议长的蒲殿俊,此番和副议长萧湘一起来京,是出席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会议对外的名义是第二届直省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一个组党会议.近两年来,全国二十二行省谘议局都已兴兴头头开幕,且在地方事务中对政府的制衡作用愈益明显,筹组一个有着统一纲领的政党,正当其时.会议程序繁复,吵吵嚷嚷,从5月下旬开到6月初.一开始,他们想给这个党取名为帝国统,经梁启超提议,才正式定名为宪友会,选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为主席.开到中途,因铁路国有政策出台,谭延闿联合一帮湖南官绅前往都察院,蒲和谭既是同年,又是好友,于情于理都要前往助阵.
蒲殿俊和谭延闿,都是1904年科举末班车的乘客,在那场告别仪式般的会试中,他们都有幸成了帝国末代进士.谭进翰林院任编修,蒲任法部主事不久,考取了公费赴日留学的资格,进*法政大学读书.蒲1909年回国后,邮传部曾调充其担任交通传习所教务长,他没有到任,在宪政编查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适逢各省谘议局纷告开幕,他回到家乡广安州,被推举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
留学日本那五年,蒲的主要精力几乎全被家乡四川的铁路牵扯住了.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1904年,最初是完全官办的,虽然后来因地方绅商所请,吸纳了部分民间商业资本,但先天就带着官场的种种弊端和恶行,股本挪用,贪腐丛生.蒲殿俊发动川籍留日学生,募集到了三十多万两,拉起个“川汉铁路改进会”,自任老大,号召川人自办铁路,他执笔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投书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据说深得赏识.
进士出身加留学东瀛的新派背景,使得蒲在四川的声望,几乎到了神一般的地步,“所至为设供帐,妇孺莫不知其名”.因此,当该省谘议局推举领导人时,蒲殿俊毫无悬念地成为了首任议长.其他两位出任副议长的,一位是有着帮会背景、人称“老舵把子”的川中名士罗纶,西充人；一位是曾和他一起留学*法政大学的培州人萧湘.
蒲殿俊发现,川路公司的腐败,并没有因为改名为商办而有所收敛.商办只是挂了个羊头,卖的还是官僚资本的狗肉,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由政府一纸委状、而不是股东大会任命的.蒲当选议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以谘议局的名义对川路公司进行了一次整顿.四川的立宪派人和铁路的关系搅和得如此之深,在同样修着铁路的几个省份如湘、鄂、粤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铁路国有的诏令一宣布,蒲殿俊预感到,麻烦事来了.平心而论,国家接手铁路,早日建成有望,既可谋交通便利,又减免了川人负担,自是圣朝良策.然而令他忧心的是,谁来保证铁路公司的利益?这两年修路无多,用去的款子、投资损失的银子,加起来已是一笔吓人的大数目,新政策一来,这笔钱该谁来埋单?以精明著称的邮传大臣盛宣怀大人肯吗?脑子里架着算盘的度支大臣载泽大人肯吗?
“宪友会”还没闭幕,他再也待不下去了,给萧湘作了些交待,他告假提前踏上了回四川的路.出京前,蒲殿俊对湖南谘议局的一个议员朋友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话说得好听,脑子里盘算着的,除了银子还是银子.
四川收到铁路国有诏是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收到文件,找来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主席和副主席,商议如何应对.董事局两位主席一个劲地向制军大人表达歉意,说一切要等蒲殿俊议长从北京回来再议,几个人谈了半日,硬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川人迟迟没有发动,另一个原因是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一开始对这项国有化政策并不感冒,甚至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求之不得的.何以如此?原因还在银子.川汉公司虽在1907年转为纯商办,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疑难绝症并没有得到解决,内部的贪腐风气更加变本加厉.一年前,一个叫施典章的财务总管把公司闲置资金私自挪用,投入上海股票市场,在雪崩般的股灾中造成三百多万两本金的巨额损失.再加上各种开销和花费,筹集到的资金已损耗尽半.公司高层对铁路国有化政策一开始的态度是乐观其成,朝廷要办铁路,就把路权拿去好了,当然得先把这些亏空补回来才行.
一个叫邓孝可的报人在《蜀报》发表文章称：“今政府此举,就吾川人言之,尚不无小利”,“国有”未尝不可.对川路公司账面上现存的近千万资产,邓认为都应该留在川省用作建设基金.邓是川路公司股东,曾经留学日本,以梁任公门人自傲,又家境富有,他对此事的观点,足可以代表一大批绅商的看法.然而不久,他的态度竟来了个逆转.
蒲殿俊从北京回到成都召集川漢铁路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那次会议因筹备仓促,出席的股东们不是太多,省谘议局的议员们却悉数到场.会上形成的决议谓,铁路国有化可以有,但朝廷在推进时一定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必须先把公司历年花费、特别是上海钱庄倒账亏损部分还上,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偿还六成,再搭上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段所存700万两一并交由川人来打理.
政府会同意他们的讨价还价吗?很不幸,他们这回遇上的是帝国最精明的红顶商人、邮传大臣盛宣怀.5月的最后一天,盛宣怀和新任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联名,向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发去一封电报.电文明确表示,川路公司想从拿钱,弥补经营不善或挪用、失误导致的亏欠,那是一点门都没有,至于在上海投资失败造成的三百万巨额亏损,国家更是不可能承担.
川人习气,服硬不服软,邮传部、度支部如此,他们总不能硬着跟扛.如果不出意外,四川的铁路国有化进程,应是步两湖和广东之后,辛亥年内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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