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光或聚光当代中国电影和文学海外接受关系,此文是一篇沾光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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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原因很多,电影改编是包括作家在内也承认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经过电影改编并在海外获奖,是否影响了它的文学经典化进度?海外观众通过电影能否感受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力量?本文将以《红高粱》、《活着》为例进行相关的讨论.
莫言、余华、苏童的海外接受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有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并获国际电影大奖的作品.说句玩笑话,文学界应该给张艺谋颁发“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最佳贡献导演奖”.日本学者谷川毅在一次被采访中讲,是电影把莫言带进了日本,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日本很受欢迎,他的小说也随之开始引起注意,所以,他进入日本比较早.莫言本人也承认：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同时,莫言也在一次被采访中半开玩笑地表示：《红高粱》在拍电影之前其实在中国就已经很有影响了,引起了张艺谋的注意,可以说是他先沾我的光,我们是相互沾光.
另一方面,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海外接受显示：电影只会对文学起到临时“聚光”的效应,能否得到持续的关注,最终还得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比如莫言表示,他的作品《丰乳肥臀》、《酒国》并没有被改编成电影,却要比被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反响好很多.
相互“沾光”——这应该是中国当代电影和文学比较理想的关系.以笔者多年的电影观感,一个突出的印象是：电影界缺少优秀的编剧和剧本.那些质量说得过去的影视作品,许多正是作家在操刀；而更多粗制滥造的作品,有时候简直就是对观众智商和审美能力的双重公开侮辱.然而,正如谷川毅及莫言所述：成功的电影改编确实对文学的海外传播有明显的“聚光”效应.那么电影和文学究竟是“沾光”还是“聚光”的关系?让我们通过《红高粱》和《活着》的电影改编及其海内外影响来一起体会.
一、走向世界的轰动和争议——《红高粱》
《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立刻在国内引起轰动.这年夏天,莫言和张艺谋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1987年春,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年春,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国际电影指南》把《红高粱》列为1987-1988年度世界十大佳片的第二位,这也是中国电影首次进入世界十大佳片之林.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这应该归之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他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小说世界.莫言的作品神奇野性,英雄主义,语言狂欢,修辞多样,思想大胆,人物鬼魅,散发着民间酒神精神的自由浪漫和爱恨情仇等,都会超出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刺激小说的生命力持久地发挥效应.莫言写作上的这些特点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象征之一,他对叙事艺术持久热情的探索,使他的小说从故乡的民间经验出发,穿越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后,抵达了世界读者的内心.其狂欢精神裹挟着一颗热情奔放、勇于创造的心,像个老男孩一样在癫狂和文明的汉语想象中,开始了自己文学的世界之旅,把中国人的澎湃和柔情似水一股脑地抛撒在世界面前.
《红高粱》的剧本是由莫言、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建宇、《人民文学》小说组的组长朱伟三个人合作改编的,由陈建宇执笔,当时写出来是很长的上下集.1987年张艺谋带着他的剧组到了山东高密县,导演工作本和他们写的剧本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导演工作本大概只有万把字的样子,一百多个镜头.莫言当时觉得这么简单的一点点东西不可能拍出一部电影来.后来抛开原作者的身份,作为一个纯粹的电影观众来看,莫言觉得这个电影是新中国电影史上一座纪念碑式的作品,它是划时代的,第一次完整的表现了张艺谋他们这一代导演新的电影观念.无论对于镜头的运用、色彩的运用、造型的运用,都跟过去的电影有很大的区别,让人耳目一新,意识到一场电影革命已经发生了,所以莫言对它的评价是很高的.可以说,张艺谋和《红高粱》的相遇也是其艺术命运的必然结果,他说：“这几年,翻阅了不少小说、剧本,都不大能唤起我的创作.1986年春天,朋友把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推荐给我,一口气读完,深深地为它的生命冲动所震撼,就觉得把它搬上银幕这活儿我能玩！那无边无际的红高粱的勃然生机,那高粱地里如火如荼的爱情,都强烈地吸引着我.等我觉得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都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的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红高粱》小说的气质正和我的喜好相投.”“《红高粱》实际上是我创造的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我之所以把它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想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1}不难看出,两位艺术家相似的精神气质和艺术感觉,最终促生了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的经典合作.《红高粱》开创了中国新时期电影的新篇章,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电影走向世界的新开始.
面对《红高粱》的走红,当时国内存在着巨大的争议.198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由对《红高粱》毁誉不一的评论而引起的“《红高粱》现象”.文章称《红高粱》西行,从西柏林的国际电影节上捧回了“金熊奖”.然而国人对此次电影获奖毁誉不一,从参政议政的最高讲坛,到市井小民的街谈巷议,评价迥然不同.欢呼喝彩者有之,严词斥责者也有之.褒贬之词均见诸报端.获大奖之后,敢于继续开展批评,在批评的声浪中敢于大胆赞扬,在艺术的通道上,舆论界红灯绿灯一齐开,还是件新鲜事.当时的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对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存方式的某些概括和表现,并不是无懈可击.影片着意表现的是中国的贫穷、愚昧和落后.对于外国人的叫好,我们要冷静,要分析,不应跟着起哄.比如对《红高粱》让一个中国人去剥另一个中国人的皮的情节,“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合这种对中国妇女的污辱性描写等等.肯定意见则从电影改编的观念、电影语言的应用、主题等不同方面进行了阐释.如认为《红高粱》着力抒发对民族、土地和人的深情,不掩饰当时当地的环境、文化赋予他们的原始野性,充满了生命的强悍和壮烈等.仅1988年,《当代电影》、《电影评介》、《电影新作》、《理论学刊》、《文艺理论研究》等期刊杂志就发表评论多达上百篇.在以后的中国当代电影、文学叙事中,《红高粱》作为重要的标本,也被反复提及.
陈晓明在《神奇的他者：意指代码在中国电影叙事中的美学功能》（《当代电影》199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意指代码（政治代码）在中国当代电影叙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脱离了中国本土意识形态实践的电影叙事,以各种潜在的、文化的、类型化、符号化的方式不断地运用政治代码,来完成典型的中国电影叙事.他认为《红高粱》中,“‘革命历史神话’没有构成叙事的主体,而是作为一种伪装的代码加以利用.《红高粱》不是意识形态轴心实践的直接产物,它崇尚生命强力而抓住了时代的无意识,为这个时代提示了想象性超越社会、超越文化、超越权力的满足”.“《红高粱》也不可能有多少实际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以生命狂欢节的形式获取了瞬间效应,提供了一次奇观性的满足.这就是典型的8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自我建构和解构的存在方式”.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再到以后的许多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电影,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从前过于写实、政治化的电影的确退场了.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种装束,以更隐蔽的方式悄然回场.只要排查一下那些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国当代电影,不难感觉到政治的主体虽然不在现场,但它们长长的影子如鬼魅一般错落有致地投射在那里,以一种象征行为确认着自己的中国身份.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沾光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比喻沾别人的光的谚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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