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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了解一个学问家,就要读他的书；如果要了解一个出版家,就要读他策划和编辑的书；而如果要了解一个学问家兼出版家呢?那就不但要读他自己的著述,读他主编的著作,还要了解他所规划出版的著作.傅璇琮先生当然属于“学问家兼出版家”,但要把他的书和与他密切相关的书都读一遍,将是何等的浩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就和“学术”与“出版”二者结缘,其个人著述和主编的书达五十部之多,而经他编辑,由他规划出版的书,就更为可观了.这种“学问家兼出版家”的建树,何其卓越！近半个世纪中,许多学者都在守护中国传统文化,开拓古典学术的领域,傅先生无疑是站在最前沿而成就斐然的一位.
我生也晚,是傅先生的学生辈,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唐代文学学会上认识他以来,算来也有二十年了.其间有较长一段时间参与编纂《新编全唐五代诗》的工作,傅先生是主编之一,我忝列常务编委,接触较多,感受也深.我感到,在傅先生身上,“学问家兼出版家”是高度统一的,结合点就在“学术”二字,而他的学术是有方法的学术,有体系的学术,有理念的学术.
傅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史结合.今日学人动辄讲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乱花渐欲迷人眼.但在古代文学研究上最值得重视的,还是文史结合.从梁启超、王国维,到陈寅恪、钱穆,再到钱仲联、程千帆等老一辈学者,无不重视文史结合,其炳蔚于学术史的成果,都是文史结合的典范.而近三十年来在古典学术研究领域,傅先生作为又一代领军者,以一系列经典性的探索成果,极大地拓宽了文史研究领域.1978年底,傅先生完成了《唐代诗人丛考》,1980年中华书局甫一出版即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我们这些1982年大学毕业刚进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是非常受惠于傅先生的这一著作的,从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具体的考证知识,而且从考证过程中看到了一条打通文史的学术路径.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傅先生又推出了《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说实话,如果是在今天,这类学术专著出版也许只是一池春水激出一些涟漪而已,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古典学术亟待复兴的时候,这类着眼于重要历史阶段、重要人物、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面世,真如空谷足音.其视角之独到,史料之丰富,论述之坚实,不仅使从事唐代文学、唐代史学的学者为之钦佩,可以说从事古典学术的学者,都受到极大启发.之后傅先生的《李德裕文集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著作又相继面世,每一部作品,都让人耳目一新.其鲜明的典范意义,证明了文史结合进行古典学术研究的道路何等宽广,唐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由此显著提升,这也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学研究界的领袖地位.
对于古代文学学者来说,走文史结合的道路进行研究,文学一般来说不是问题,关键是史学功夫.傅先生参加过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这种史学与文献学的研究性实务的经历,对其史学功力的养成定有重要作用.另外他曾经长期沉潜于文学史料中,1964年就出版过《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1978年又出版过《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如果从“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角度而言,可以说傅先生相当长时间是扎根于史学的.也许正缘于此,他后来在中华书局担任了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而就在此任上经手编辑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并以睿智和胆识推动了此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种特殊学术背景下的出版.我想,正是这种深厚的史学识力、修养,使他能够在文史结合研究方面取得超迈性的成果.
傅先生的学术有很强的体系性.这固然与他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总编,后来又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的经历有关,也与他在古典学术方面的宏览博识与深刻理解有关.这种博识与理解,化作了傅先生在选题和规划出版古典学术著作方面把握大局、统揽学术的气度.看一看他主编的著作,除《续修四库全书》这样的大手笔,还有全集系列、基础文库系列、研究集成系列、史料研究系列、文学史系列、大辞典系列等以唐代文学研究来说,既有《新编全唐诗》、《唐人选唐诗新编》这样的总集,《唐才子传校笺》、《五代史书汇编》这样的基础文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这样的史学性和工具性著作,也有诸如《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河岳英灵集研究》等贯穿问题意识的研究著作,另外还有《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诗研究集成丛书》、《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等总结性著作.可以看出傅先生对唐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学术王国的建立心中有一盘棋,这盘棋是一个大体系、大格局.然而要构建这种体系和格局谈何容易,不但要有登高一呼的地位,有组织研究的运作能力,还要有宽厚仁心与卓越识见.有仁心,登高一呼才能有相从者；有识见,组织研究才能有学科性,傅先生正是这两方面兼具而绝佳者.
傅先生的研究有方法论意义,有体系性价值,还有理念的内涵.他的全部研究都具有“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的理性思考,即从历史文化的大视野中,进行通贯的研究,在筑实文献基础、纵览充分史料的前提下,让“历史”中的问题显现出来,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最终在“文化”的层面上得出富于启示的扎实结论.所以,他“在研究中唐诗人的同时,认识到唐朝中后期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牛李党争’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中晚唐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方法则是研究党争的核心人物李德裕”（傅璇琮《治学清历——傅璇琮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可见,傅先生之所以花大的力气进行李德裕研究,将一个“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的全部履迹,全部事实,全部心绪用谱系的方法呈现出来,追求的不仅是一种学理,也是在表达一种历史文化层面的诉求.
统观傅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有一个“唐代知识界”研究系列,除了《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外,《唐翰林学士传论》可谓上层知识群体的图像库,《唐代诗人丛考》则聚焦于中小诗人,展示出另一层面的知识群体的面貌,而他对“牛李党争”的研究,也是“希望通过对李德裕一生事迹的考订和历史功绩的评述,让读者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矛盾、政局变动,并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傅璇琮《治学清历——傅璇琮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傅先生是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生活的学者,当他阅读历史文献,研究历史人物时,笔下总带有经过特殊时代苦雨洗沐而形成的思考与启悟,所揭示的人物的细节和命运,能触探到历史的深处,是有很强的感发人心的力量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傅先生的有理念的学术,正是其人生经验和思想的结晶.
我们这一代学者是由长期“跟着走”逐渐被“推着走”的.有幸的是,我们的师承条件比后来更年轻的学者也许要优越些,既能亲承謦欬于钱仲联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也能跟着傅先生这一辈走.学界大都觉得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风气一直比较好,这是自然源于一种扎实的学风.这种学风的形成,是几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傅先生等诸大家以方法、体系、理念示范于学界,使后来者知方向,明路径,有所跟从,其功莫大焉.如今傅先生年事渐高,但仍然刚日经,柔日史,不断吸纳知识,不断研究问题,令人钦佩无已.近年来他设帐清华,似乎愈加勤劬.前几个月数次为组织一些课题的研究来电我家,电话声音传自清华研究室,而时间总是早八点之前.我颇为惊异,惊异之后便是敬意了.这就是傅先生的精气神,是傅先生对学术事业的坚守.他心中有中国古典学术的大棋局,这棋局至巨至伟,正进入最精彩的阶段,我们有理由期待那更加辉煌的篇章.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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