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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如何看中国,是基督教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命题.在来自西方的眼光之后,不仅蕴含着神学的教化,也有欧洲近现代意义上应用数学、天文学和教育学等科学授予的智识.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一书中,这种知识的储备不断以具象的形式出现,它们被安置在记忆之宫的卧室、客厅、前院和水池,当人们需要的时候,便来拜访这些场所.
仅从人类基本所需看来,中西之间无太大区别.但文明和文明之间,却始终有竞争.宗教上,这种竞争集中表现在中国民间信仰和基督教的仪轨冲突.早在利玛窦去世后,他对中西之别的担心便在龙华民身上一语成谶.随着多明我会指责其耶稣会宽容中国礼俗,“礼仪之争”愈演愈烈.不过,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未随着雍正的禁教令而终止.在新教势力到来后,基督教的传播又进入了一个新 .
写作《南中国掠影》的麦高文即为这一时期的传教士之一.他的著作颇丰,其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Men and Manners ofModern China)在国内已有数个译本.该书谈及中国的土地制度、治国之道、军事体制及文仕品级,涵盖旧时中国的方方面面,被视作当时传教士看中国的一部代表作.此外,他还著有对上海话和厦门话的研究,数本中国历史、宗教和民间故事的论集,足见其在中国“眼光向下”之兴趣.有趣的是,后来麦高文的外孙克鲁瓦(G.E.M.de Ste.Croix)也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不过,这位出生在中国的英国人并没有追随他的传教士外祖父效忠教会,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向了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反转之处在于,他未选择和其家族渊源颇深的中国,而是将希腊作为研究对象.在其众多的著作中,《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及《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成为希腊研究的必读之作.
比起前面几本作品,《南中国掠影》記叙了上海、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及广州周边的所行所见,初看像是一本简单的游记,事实上又绝非如此.对于农民和苦力,那些初来乍到的游客很难以理解的眼光看他们.麦高文的写作却是双向的,他书写着劳苦大众的贫穷、肮脏和喧嚣,但又不忘强调他们的勤劳、热情和善良.这种带有敬意的克制,显示出他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验,以及他和底层命运之间的通感.
书中,麦高文很少谈论自己的身份,但他总是在文字间透露出立场——一位代表西方文明,试图理解、帮助和改变东方的传教士.
为何东方需要改变?以麦高文的叙述为线索,在东西错位的现代性之中,英国的文明对中国南部诸城市助益良多.英国人在上海修建气派豪宅和精美花园,在厦门创办教会学校,在香港为人们提供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商品和服务——他们甚至将这个广州以南的小渔村变成了繁华的大都市.这些工作都是在殖 义的前提下进行,却依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当地的发展.由此可知,虽未在各章节标题中得以体现,但麦高文实际上一直用英国的种种来衡量中国.相比英国,中国人不懂得享受假期,迷信风水,也对自己的城市缺乏规划等如此种种,均是需要改变之事.
在南中国绵长的海岸线上,厦门是麦高文写作作品最多的地方.这里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宗教之美无疑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灵感.他称赞鼓浪屿的生气,认为外国社群的经营使此地丰富的景观独具魅力;他欣赏少女们的发饰,将她们的头发比作色泽乌黑的煤玉;厦门的宗教气息也是他眼中的闪光点,在此,不同教派的人和睦相处.周日,他们着装得体,有条不紊地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令人感受到福音传播的伟大.
事实上,麦高文也曾在厦门推动社会变革.一八七四年,他在厦门成立天足会(The HeayenlyFoot Society),组织妇女反对缠足.在他的解释中,女性的足部也是上帝所造,应恢复其天然形状.为破除旧习,麦高文力排众议,让支持放足的人们签署誓约书,并每年召开缠足辩论会,宣传反对缠足的主张.尽管起初收效甚微,但在他长期的努力下,厦门地区的反缠足工作比其他中国城市都要先进,后来亦发展到福州等地的教会前来学习.
只是,单凭一己之力,仍有许多事情无进步良方.在这本书中,当麦高文从个人的视角看向庞大的清帝国,他看到日落一般衰微和破败的景象.同时,他隐隐意识到,东方本身处在一个特殊的时空交接点.在东方,苦力、和尚、商人、官僚、妇人、瘾君子,皆生活在狭小的空间中,一如既往延续着过去的生命历程.有的人忘记了自己曾经尊贵的社会身份,蜷缩在城市中阴暗的角落,在 的流毒中挥霍生命.有的人则像是被关在笼中的兽,日复一日和紧闭的笼门顽强搏斗,一旦笼门打开,却又不知该何去何从.这种鲜明的矛盾性,源自时代更迭和民族性的相互交织,映射出个体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却往往无从选择的命运.
倘若对中国的特殊性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其观察之后的普适规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来,许多国家的兴盛都并非线性地上升,而是在发展中不断经历着衰败、入侵、内乱和分裂.在国家内部,城市和城市,区域和区域,即便是同一座城市里的功能分区之间,也有生命周期一般循环的衰变和兴起.这种内部的代谢和周边的联动相互作用,又和跨越地域的新力量交汇,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文本.而在个体书写的背后,变动的潜流依然在世界政局中暗涌,孕育着新的可能性.
不管是历史还是未来,东方都难以用单向的西方来衡量.在文本里,东方并不总是被固定在权力所制造的关系网络中.它不仅会触发初学者式的误读、欣赏、震惊和感慨,又会在数种文明的交织地带,使人产生出一种既东又西,非东非西,终究难以归类的混合式情感.或因长期互动式参和的缘故,这情感像极了人类学家和其研究对象的关系.他们索取、付出、受挫又动容,犹豫再三,惶惶不安,最后用土著的语言在书籍的扉页写上,“献给我的兄弟姐妹”.
说到底,东方依然难以超越萨义德笔下“东方化的东方”.在后殖民理论里,对于霸权主义的关注总是构成论述的基础.至于那种混合的情感,假设将其解构,也往往能观察到霍米巴巴所定义的混杂矛盾.在这一概念中,西方掌握着叙事主体的权力,而东方却是弱势的客体.如此,作为深层逻辑的结构早已设定完成,区别在于主体所选择的叙述策略.它自然可以有王尔德式的瑰丽唯美,或者卡夫卡式的荒诞不经,至于是否像雨果书写一个现实又悲惨的爱情故事,也仅是站在诸多西式经典之上的一种回溯.
在麦高文来到上海的一百五十七年之后,我站在大英博物馆的大厅里,望向那间神秘的中国展厅——那里有唐代摹本的顾恺之《女史箴图》,有斯坦因从敦煌运来的壁画,也有成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他们被麦高文同时代的人带回了英国,这么多年,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各色族裔,不动声色.
那个时代,英国的传教士们从“日不落”帝国出发,前往步履缓慢、行将就木的大清.他们激烈地争论,应当如何使中国改变.是效仿利玛窦那般宽容本地礼俗,还是像法国耶稣会一般,翻阅“四书五经”,在儒家经典里寻找上帝的精神.又或者,他们仍然可以像在欧洲那样,走上街头,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传教?
由此,不妨回顾许多个麦高文所走过的轨迹.年轻人怀着神圣的使命感,传习了地中海沿岸古老的智慧和那个时代的先进科学,又如散落的蒲公英一样,在东方广袤的土地上落地生长,试图寻得中和西之间的交接之处.在他们沉思的 夜夜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孔孟相对而坐,一边以不同的器皿饮着茶水,一边细说各自的文明.
(《南中国掠影》,麦高文著,李静玮译,海天出版社即出)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麦高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麦高鞋业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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