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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0日,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各大媒体都报道一个消息,文学史家夏志清此前一天（北美时间12月2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在迅猛兴起的微信群里,悼念夏志清逝世的文章被高频度地转发,这一天夏志清先生成为重头话题,由此可见他在中国大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力.
何以夏志清在大陆会有如此广泛的影响a?他受到的重视是不能忽视的,毫无疑问,和他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密切相关.大陆学界和普通读者群对夏志清的了解除了这部书以外,并无更多的了解b.也就是说夏志清是凭这部书获得如此受重视的地位,这倒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又在于,这部书受到在美国的有中国背景的学者严厉批评,其批评主要来自这一说法：夏氏这部书是受美国 情报局雇佣所写,它是冷战政治的产物.既然打上这样的标签,余不足论.对于海外及国内一部分学人来说,似乎并不关注夏氏关于现代小说的重新评析是否有学理价值,由于过于执着于一项意识形态批评,几近在政治立场的对抗下,几并无学理立足之处.作者的立场和意图固然不能忽略不计,但把它作为唯一性和决定性的评价依据,也不尽合理.这是否也有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夏志清也对现代的左翼传统及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有严厉批评,其偏颇之处是明显的.以这种观点来看,人们都迷失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而不愿看到文学的真相,这种观点及态度本身否定了文学有自身基本存在的可能性,也否定了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研究有可能面对文学说话的那种单纯性.本文试图还原到夏氏的文学史研究本身,审视其对作家作品品评的见地,其文学标准的合理性,去理解夏志清重解文学史的可能性.
一
据夏志清后来表述,他只是参和饶大卫（David N. Rowe）主编的《中国手册》的写作,但该书当时并未被美国当局采用,缘由竟然是这套上中下三册的《中国手册》试印本先由美国军方、政方高级官员审阅,结果被认为政治“立场太强硬”,未被正式纳用.随后在1952年,时年29岁的夏志清拟定了一个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这项为期三年的资助下,他才基本完成了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初稿c.如此看来,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计划未必和《中国手册》的立场观点完全相关,只是那时积攒了材料,后来的写作顺理成章.虽然还是处于冷战背景,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有政治立场和目的,但显然不能和用于韩战的军方手册相提并论,且夏志清参照的更多是文学的知识背景.例如,他提到“新批评”的小说评论构成他的知识参照.书稿历经数年完成,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即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由大卫·洛埃（David Roy）撰写的长篇书评,称夏志清的《小说史》出版是件大事,也是同类著作中最佳的.此评论对夏志清的出道有极大的帮助,多年后夏志清写的再版序言里还引述了洛埃的说法d.
如此说来,有两个问题是有必要去澄清：其一,夏志清本来并不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去写这部书的,他曾经有的“原罪”,接受过饶大卫申请来的军方资助,但和他后来写作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两回事,并不能混为一谈.即《中国手册》的“原罪”恐并不能原封不动移植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来.其二,在冷战背景下,夏志清本人有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对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看法,这在英文版和港台出版的繁体字版里都有明确表述e.但类似的态度在中国大陆 后的“拨乱反正”的反思中,也对五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的“ ”路线提出过批评,是否因为夏志清属于“敌我矛盾”,他某些政治化的表述是不可原谅的?由此影响到他对文学的诚恳和见识就不可信呢?他对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品评能力就不可靠呢?假定马克思所说,先进的创作方法有可能克服落后的世界观,夏志清是否也有可能以他对文学的精湛体验和感受,写出具有“文学性”的文学史呢?显然,夏氏在中国大陆近三十年的欢迎和重视,已然说明了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
夏氏后来自己表白说,他更珍视新文学这个传统,身为文学史家,他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f,他表示这个宗旨他是始终抱定不放的.夏志清后来表明自己的文学史立场,也多有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他如此评价新文学的主流传统：
比起宗教意识愈来愈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我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说是得风气之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时到今天,我们最珍惜的那份文学遗产——《诗经》、古乐府,以及杜甫、关汉卿等肯为老百姓说话的那些文人所留给我们的作品,也可说属于“新文学”同一传统.g
经历过和普实克论争和对话,他对左翼文学的认识也有改变,也更同情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反映.当然,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现实主义文学一脉的评价有够有力,也多有贬抑和怀疑.但他对鲁迅、张天翼、端木蕻良等人的评价分析还是相当中肯并给予很高的评价的.如此看来,是否一定要把夏志清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划定到“冷战背景”上去解释?是否一定要用政治意识形态把夏志清打入另册?回答这两个问题显然并不困难,起码含糊其辞和模棱两可就可以使问题悬置起来.但我感兴趣的还是另一侧面的问题,即退一步说,夏志清受到欧美文学传统的严重影响,他所谓的“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即使作为一种说辞,是否确实有可能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值得关注的“优美作品”呢?对于众多的张爱玲的爱好者来说,这当然不是问题.但这只是从结果来证明夏志清的文学观和批评方法具有积极性.但我想这是否可以构成一个理论问题,即夏氏所谓的“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在其本原意义上,有可能保持住文学的单纯性,这种单纯性并非只是源自于文学的绝对性,重要的在于,它们同归属于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传统.也就是说,夏氏的文学及文学史观念和中国现代启蒙的文学理念是同宗同源的,故而他即使在政治的边界,在冷战的氛围中,他也能在主要的程度上保持住对文学的基本评判.这就反映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中,虽然他有一定的偏向,例如,过分拔高了张爱玲,贬抑了茅盾.但总体上,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还是得到了大陆大多数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者和更多的普通读者的欢迎.仅仅抓住夏氏的“原罪”（他早年的研究经费来源）来质疑夏氏,并且全盘否定他的研究,恐不足以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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