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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就像一条河流,每天都在变,但生命力非常强.文学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保存语境,通过鲜活的方言,把时代的特殊声音、词汇和句型保存下来.人们过了很多年看,“噢,原来当时是这样的”.
“我 说惯了家乡话,你要是喊我用普通话来写,我只会觉得别扭嘛.”一月,天气寒冷,在渠县一家茶馆中,贺享雍对记者说.
贺享雍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用家乡话写作.他用方言写了一辈子,如今,正在创作一套名为《乡村志》的系列作品.“我想用我熟悉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农村这几十年来经历的变化.”
方言就像一条河流,每天都在变,但生命力非常强.文学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保存语境,通过鲜活的方言,把时代的特殊声音、词汇和句型保存下来.人们过了很多年看,“噢,原来当时是这样的”.
浓郁的“川味”农村
贺享雍1954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渠县屏西乡的一个农民家庭.渠县位于四川省达州市西南部,和广安、南充、巴中相邻,这里曾走出多位文化名人.
贺享雍是在村里长大的,“我使用方言创作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在《乡村志卷五·是是非非》中,他开篇就用方言写道：哎呀,是大侄儿?！大侄儿这是“三十天坐磨子——想转了”,怎么舍得到老叔的诊所来坐坐?听说清明节你回贺家湾给祖先烧纸,烧完纸就走了,也不到老叔这里坐一坐,大侄儿的脚步硬是金贵呢！我还以为你把老叔忘了呢等
一股浓郁的“川味”扑面而来.
不仅语言,甚至整个结构,贺享雍的小说也颇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特点,貌似随意,却是一环套着一环,读来亲切,好像在听某个能言善辩的四川佬说故事.
他告诉记者：“不能割裂地看这些方言,而是要把它们和一种民俗文化联系在一起.正因为我对乡土、对民俗有感受,所以才会用方言来写作.”
他的小说中,土语、歌谣、民俗,散落在各处,其源头正来自于他的生活.“一位地地道道的‘土著’作家.”曾有评论家如此写道.
比如,《村级干部》中,贺享雍对丧葬礼俗的描写,语言和场景都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浓郁地方色彩——三颗“落气炮”、烧“倒头钱”、摔药罐、敲瓦盆、抹汗、穿老衣、请阴阳,以及怎样入殓,怎样祭奠,怎样安葬,等等.
通过方言、龙门阵结构、民俗,贺享雍把他熟悉的达州方言以及语境记录下来,保存了大量四川农村的风土人情.
这类“乡土文学”作家还有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等等,无一不是书写乡土的高手,也无一不是运用方言的高手.
比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以河南延津县为中心展开,描写三代人在百年间的“寻找”,为寻找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主人公杨百顺走出延津,同样是为寻找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杨百顺的养女的儿子又走回了延津,体现出一种“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因此,“说话”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就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些话,正是盐津话,也是刘震云的家乡话.
“平乐小镇”的方言
如果贺享雍书写的是农村方言,那么四川籍作家颜歌书写的可以说是小镇方言.
这个小镇叫“平乐镇”.从《五月女王》开始,她便尝试用四川话写小镇的故事.
“我最开始决定在小说里引用四川话的因素应该是在2007年左右.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背景是四川的一个小镇,两个人在街上遇见了要打招呼,用普通话写怎么写都很别扭,最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用了四川话,一下子就顺了.所以写四川生活背景的小说,用普通话,特别是人物对话,就很别扭不自然,用四川话会更好写对话.”回忆起使用方言的初衷,她这样对记者解释.
颜歌作品中的四川话是一种不经意的表达——“带有四川味道的普通话”,她解释说,四川地区以外的人理解起来并不会太困难.“死女子”“瓜猫獠嘴的”“二流子”等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表达,让她的作品独具韵味.
她的另一本作品《我们家》里写了一个习惯爆粗口的豆瓣厂厂长.“这部小说里,四川方言得以强化,其实是得益于这个角色,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讲话爆粗口的人.”颜歌表示,这本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其实是“占了角色的便宜”,所以,在下一本《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她则开启了另一种语言实验.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讲的都是女人的故事.“因为一般女生说脏话较少,这个小说就是探索怎么在不说脏话的情况下说话,让语言更加音律化、歌谣化,还有一点幽默.”在一次访谈中,她这样解释.
在《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颜歌专注了方言里面的“俗”.“最近在慢慢想一些四川地方语言里面的‘古’和‘雅’,希望会在作品里逐渐体现.”颜歌告诉记者.
贺享雍也非常欣赏颜歌的作品.“我们这一辈写的是乡土,我们的文学都是从农村汲取养分的,因此我们对方言土语的使用,是下意识的.而颜歌写的是小镇,农业社会的色彩比我们的作品要淡得多.这也反映出一种社会的变迁吧.”
和贺享雍不同,颜歌成长于书香门第.她从小的用语习惯其实是“雅”而不是“俗”,更加习惯于普通话思维.但是写四川背景的事情时用普通话让她感觉很别扭,所以写四川故事的时候就“特地”用了四川话.“实际上,我写的好多四川话我也有点生疏了,或者不确定,就经常会打电话*求证,后来也找了好些四川方言的参考字典、辞典,老老实实地跟写研究报告一样,一边查一边对照一边写.”
《繁花》中的沪味方言
颜歌的小说《我们家》去年入选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名单.虽然最终没有问鼎,但另一部方言写作的小说《繁花》摘得茅盾文学奖,算是对方言写作的认同.
“不响”“事体”“十三点”“赤佬”等这些词汇出现在《繁花》中,带给读者浓浓的上海味道.迄今销量已达到30多万册,并在豆瓣读书上获得了8.8的评分,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有评论认为,金宇澄做到了“不动声色中将上海30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
“方言叙事不是旁门左道,这是文学的要求,并非所谓的‘通俗化’或者‘接地气’那么简单.”金宇澄说.
“《*梅》和《红楼梦》中的语言都不是当时的标准官话.清末民初的小说包括以后的白话小说都主张‘我手写我口’,以方言为依托.”在金宇澄看来,小说使用方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传统,只不过在当代,随着文化中心的北移以及普通话的全国推行,某些方言如吴方言的创作才沉寂下去,让读者感到陌生.
金宇澄认为,从文学意义上而言,普通话的稳定性很强,不如自然演变的方言那样富含时代的个性.“传统文学的语境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异,文学的功能和任务之一,就是保存语境.通过鲜活的方言,作者可以把时代的特殊声音、词汇和句型保存下来,这更有文学时空的识别度.”金宇澄说.
对金宇澄而言,沪语无疑是他的“第一语言”,而普通话是“第二语言”.他坦言,用普通话思维进行创作,自己只能达到很一般的写作和表达效果,但在《繁花》的创作中,他整体使用了沪语的思维,“第一次感受到写作的自由”.
不过,令一些专业人士感到担心的是,方言性的写作可能会破坏作品的文学性.阿来就曾表示,“方言是一个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
似乎大多数作家都已意识到“适度使用”方言的意义.“我小说里的四川话不完全是四川话,而是有四川话特色的普通话.”颜歌表示,她用四川话写作的原因,或者说用“四川话特色的普通话”写作的原因,不是为了把门关起来只让四川的人或者是会四川话的人看,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丰富语言本身的内涵和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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