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穷见德:牟宗三谈生命内转的学问,该文是关于牟宗三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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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牟宗三先生认为,身处“无体、无力、无理”的时代中,现代人身心痛苦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状况是现代人在征服外在物质世界过程中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层论导致的,真正的生命的学问更加关注人的精神需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提撕人的生命向内转向上翻,中国哲学注重人的道德性、主体性,对人类生命“内转”的学问颇多启示与贡献.
关键词：科学一层论；理法界；生命学问；内转；牟宗三
中西哲学之比较与会通,是牟宗三先生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牟先生认为,与重点关注“自然”的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着眼点在“生命”上,中国哲学可被称为“生命的学问”.在牟先生看来,深受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层论之影响,二十世纪的人一味地向外向下用力,生命有迷失与堕落之虞.怀着哲人的悲悯之心,牟先生积极揭示出了中国哲学讲生命学问的精彩处.他实以此启发我们,如何提撕向外向下的生命向内向上,如何对治“无体、无力、无理”之时代人之生命的迷失与堕落.
一、 “无体、无力、无理”之时代人之生命状况
对于自己所生活的二十世纪,牟宗三先生曾用一个“苦”字表示自己的生活感受.他说：“处于当世,不仅青年人的内心感到痛苦,就是中年人、老年人亦复如是.因此可说这是一个普遍地存在的问题.因为当世是一个混乱而出了毛病的时代等中国人所受的痛苦,已不再是一瞬间的,而是一经常性的痛苦等就是整个人类,亦处于迷乱危机之中.”①在八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牟先生经历过国家的数次战乱及现代化之转型,饱受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及传统价值迷失之苦,以上话语可谓他内心感受的真实写照且道出了二十世纪人类的心声.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主题没有离开战乱与发展.战争毁伤力之恐怖、人类追逐物质利益之狂热,使生命如无根之苇草,我们总怀“事不由己”之感,时常处于一种莫大的不安和无家可归的感觉中.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斯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就以烦、畏、恶心、虚无等词对二十世纪“时代的精神状况”进行了深刻揭示.牟先生对此深有共鸣.在牟先生看来,无论是战乱之恐怖还是传统价值之迷失,均是人类心灵向外向下无度之结果.他认为人类已陷入了庄子所谓的“物势机括”之可悲境地.《庄子·齐物论》中有段话说：“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等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心与外物相接,日夜紧张,疲于应付,充满着各种忧虑与恐惧,终身劳碌却一无所获.庄子以一种“诗人的悲情”道出了人心逐物趋势之普遍,过程之艰辛,结果之茫然.牟先生认为,庄子所述战国之时代已犹今日之时代,庄子之悲情已是现时代人之悲情.他说：“于此,可以看出现代人生命力的衰败与精神上的腐败,一般庸俗的生活,可以说成了今日世界的特征,亦显出无体、无理、无力的近代精神.所谓堕落,既由此诸义来定义的.”②
在牟先生看来,二十世纪的人们,精神向外向下,专注于自然与物质,日益远离上帝、忘记自己,虽然取得了物质上的巨大成就,但是精神、意义、价值等全失,得不到提撕的文化生命如“堕落”两字所指,表现为一种下降的趋势.牟先生承认人类尤其是西方在二十世纪所取得的积极成就,如民族国家之建立、科学技术之发展、自由之实现等,但是,牟先生也慧眼般看到了这些成就背后的病症：“然民族国家之建立固是每一民族之佳事,而因缘际会,演变而为帝国主义,则国家亦适为近人诟诋之对象.科学之发展固是知识上之佳事,然人之心思为科学所吸住,转而为对于价值德性学问之忽视,则亦正是时代之大病.之实现固是政体上之佳事,然于一般生活上亦易使人之心思益趋于社会（泛化）、庸俗化,而流于真实个性、真实主观性之丧失,真实人格、创造灵感之丧失,则亦是时代精神下低沈之征象.此后两者所转生之时代病,吾人名之曰人类精神之量化,亦曰外在化.”③
看到了人类时代精神之病症,进而地,牟先生分析了致病之因.在牟先生看来,人类“堕落”之病因在文化理想之失调.这一点在西方表现尤为明显.牟先生认为,西方人科学、之成就,全赖其理智理性的普遍确立及其架构运用——“理性的架构表现”,但也正是对“理性的架构表现”迷信般的普遍运用,西方文化渐入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层论之歧途.长此以往,人的生命只有自然的、物质的、科学的平面一层,没有价值的、艺术的东西,换句话说,人只有生物生命而没有文化生命.得不到文化滋养的生命只得如机械般运转直至最终停息,随着身体的耗损衰老,人的心灵也麻木迟钝,这样的人生,不算是大悲哀吗?
牟先生认为,人所生活的世界有“事法界”,亦有“理法界”,前者是自然、科学的世界,后者是价值、意义的世界.现代人功利之心太强,耽于“事法界”的探求而遗忘了“理法界”的存在.迷信科学万能的西方人尤其如此.在西方人看来,“理法界”是不能通过经验与逻辑而被证实的,依赖“理法界”而存在的一些概念,如“本体”、“神秘的力”、“形而上学上的理”等虚妄不实,都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剃去,这样,我们对“事法界”的认识才干净利落、客观科学.牟先生认为,二十世纪是爱因斯坦的时代,爱因斯坦时代的基本精神是对“事法界”而不是“理法界”的认识.牟先生说：“相对论的物理世界是无体,无力,而只充满了一堆一堆的事件之移来移去.一堆一堆起绉绉现弯曲的‘事件’与‘场’之任运而转.把现象后面那些带保证性而却是虚妄不实的,带圆满整齐性而却是一套一套的枷锁的概念,一齐剔去而全部把现象世界浮现上来,只是事件之如是如是：不要往后面‘推想’,只要向上面观察.”④于是,站在“事法界”的角度,很多人对“理法界”不喜欢,认为“理法界”不必需,西方哲学也出现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如卡尔纳普在其《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得出“全部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的结论,他甚至认为,形而上学只是一种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并且这种表达还不如艺术来得好,因为至少艺术家表达态度的方式不是晦涩的概念论证,艺术家也不像形而上学家那样唯我独尊.卡尔纳普说：“艺术是表达基本态度的恰当手段,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手段等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相反,他们有的是在理论环境里工作的强烈爱好,是联结各种概念和思想的强烈爱好.但是形而上学家既不在科学领域里发挥这种爱好,又不能满足用艺术表达的要求,倒是混淆了这两个方面,创造出一种对知识既无贡献、对人生态度的表现又不相宜的结构表达态度.”⑤卡尔纳普的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西方人在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层论心态下对“理法界”的不重视、不喜欢.牟先生认为,这种认识是轻浮误己的、是不虚心的.牟先生对“理法界”有冷静而客观的认识.他认为,因为进入路径的不同,“理法界”中的诸多概念存在着虚幻性和戏论的地方,这是不免的,也是可以改进的,但不能因为存在上述缺陷便根本否认“理法界”的存在,划清界限可以,然而抹杀之却不可.只有进入到“理法界”,我们才能意识到价值、意义的存在,才能透出文化生命来.只有价值、意义才能提撕着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向内转向上翻,生命才能“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变得立体、多彩、辽阔、悠远.牟先生说：“对于这种向上翻所成的理法界的认识,若根本予以截断,予以抹杀,而不予以理会,则终堵塞慧根,窒息生命.因为若只停驻于事法界而不进,则理法界必日就荒凉阴暗,必不能畅达生生之机,开辟价值之源.所谓‘天地闭,贤人隐’是也.”⑥西方人不能很好地处理“事法界”与“理法界”之关系,才造就了“无体、无力、无理”之时代,才有了生命的迷失与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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