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到行动:社区营造的多维政策机制,本文是一篇关于多维政策机制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多维政策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上海在走向全球卓越城市的进程中,需要正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凸显的城市社区治理难点问题,不断创新政策机制,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治理特点和规律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子.文章立足于城市社区空间到社区治理行动的变化,从空间、关系和行动三个维度,结合上海市凌云街道的“凌云生态·家”项目建设,强调通过社区生态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借此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由此,文章认为社区营造是未来强化社区治理成效的方向,其重点在于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政策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与国家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关键词]基层治理 社区营造 政策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7）06-0028-09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开始兴起社区建设.城市社区建设不仅仅是一项创造城市文明的社会工作,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城市治理体系,特别是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中国的社区是在政府机构改革和快速城镇化进程的双重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打破了“单位制”的居住结构,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了城市空间的变化和大量新城镇人口的涌入,这使得原先城市中的“大院”、“胡同”、“里弄”等成了历史,社区成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当前的社区是承接新转移来的城镇居民的必然载体,存在着大量的“异质性”人口,居民之间缺乏原先“大院”、邻里之间所具有的共同价值与情感联系.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构“异质性”居民间的情感联接,产生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使社区真正成为人们“共同栖居的家园”,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尤其是上海作为国际化的超大型城市,面对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挑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亟需从政策范式的角度反思城市社区建设模式,并引入新的理论资源,明晰新形势下社區建设方向和重点,为新一轮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指导和模式框架.近年来,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运用“社区营造”理论,围绕“环保、公益”主题,精心打造“绿主妇”品牌,大力推进“凌云生态·家”项目建设,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开创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层治理共建共享新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社区营造的理论与政策视阈
在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社区”是与“社会”相对的概念,社区以地域范围内的价值认同和情感纽带为基础,而非以现代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社区”（Community）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ommunis,这个拉丁词有“亲密无间的伴侣关系”等含义,这被认为是“社区”最重要的特质.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来自德文的“Gemeinschaft”一词,过去通常翻译为“共同体”.但今天我们所提及的“城市社区”,已不再是滕尼斯最初基于古典类型学基础上所定义的理想型“社区”,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建立在某一地域和价值认同基础上的社会单元,即滕尼斯所定义的连续统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中的某一中间状态.目前在西方国家,城市社区基本也是基于这样的语境；在中国,随着时代的变迁及社会的多元发展,尤其在当今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对社区的重视以及社区发展受到整个社会制度的制约,同时也契合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针对城市社区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方针和具体实施意见,为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理论资源和现实指导,各地也开展了多元化的社区建设实践,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建设政策模式,对推动城市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社会结构的加速分化使得单位共同体日趋式微,如何重建社区、重构适应城乡居民多元化需求的新的共同体成为基层政府面临的新挑战.从滕尼斯到鲍曼,“‘共同体’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社区营造始于1920-1930年代的英美等国家,指的是在同一地域内的居民,以集体协商为基础,以集体行动为行动模式来持续地回应及处理社区共同的生活议题,并在社区内构筑一种亲密的、融合度较高的组织体系.
社区营造的本质必须从社区生活出发,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通过社区中人的动员和行动,完成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的过程.从一般意义上说,社区营造的目标指向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促进居民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意识；二是调整或改善社区关系,减少社区冲突；三是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增强邻里互动来往,促成社区自治；四是发挥居民的潜能,发掘并培养社区的领导人才,为社区增能；五是培养以关怀互济为主的社区道德,建立社区归属感、集体情感和责任感.从理论层面来说,需要关注三个维度：
一是空间维度,需要关注相对稳定的地域和适宜的物质环境.
一方面,中国人传统上一向重视安居乐业的稳定状态,即使在通讯网络发达的时代,情感方面的交流和认同仍很重要.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生活地域的某些特征往往能够成为识别和共鸣的标志,这既有地理意义上的地域概念,同时又包含了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等人文意义上的内涵,社区在地域物质和精神方面均要满足这一需求.另一方面,社区的地域边界是社区行动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如公共服务提供和其他资源注入等.
二是关系维度,需要关注居民间互动平衡的体系.
社区营造的进程必须关注一定规模的人口和相互关联的社会体系.尽管人口的同质性状态在“单位制”解体后有所改变,但基于新的价值标准所形成的社会体系正要求建立与完善与之相应的互动机制.作为价值认同及行动的基本条件,社区居民所存在的相对同质性及已在的组织运转的形态仍然是社区和谐发展重要的保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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