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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雁《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抓住乌托邦想象这条主线,借助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的方法,对新时期小说进行重新观照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小说的重新解读和文学史,其背后流露出作者对乌托邦理想的执著坚守和热切期待.
关键词： 乌托邦 新时期小说研究 理想
古今中外,人们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从未止步.正是它的存在,才有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西方,把这种对理想和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命名为“乌托邦”,进而赋予其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和之相对应,以感性思维见长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进行学理上的爬梳和演绎,但中国文学不乏对乌托邦精神的追求和书写.李雁博士选择新时期小说作为样本,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乌托邦想象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梳理,既可以视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次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又是对乌托邦精神中国化、文学化的一次接轨和论证.她的努力体现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中.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对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的论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独特的、视角选择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及纵向的历史梳理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
相比于其他艺术类型,文学无论是在思想内蕴上还是在审美特征上都具有极大的可阐释空间,或者经典性的作品都有着多元阐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正是因为如此,从微观层面,评论者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从宏观层面,文学史观的建构和文学史的书写同样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这就不难理解,新时期小说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到“先锋小说”等的命名,尽管成为诸多文学史惯用的称谓,但这些概念最多只能概括该类小说的某一或几个方面的特征,要么是主题层面,要么是审美层面,抑或是作者层面.这种命名的方便和简洁,同时遮蔽了文本自身包含的丰富内涵和艺术特征.文学研究的突围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寻求对简单命名的去蔽过程,把文本具有的其他内蕴及艺术魅力展示给读者.李雁正是抓住乌托邦想象这条主线,借助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方法,对新时期小说进行重新观照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小说的重新解读和文学史界定.
从整体上,她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较为浓厚,九十年代之后,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乌托邦精神的式微,乃至反乌托邦倾向逐渐明晰.就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而言,这种概括是有着极强的合理性的.当然,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文学创作更为复杂,高张乌托邦精神大旗的作品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只不过从主流地位流落到了边缘,或者说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由于作者关注的作品的范围局限,因此这一现象在论著中涉及较少.
根据小说文本表现乌托邦精神的方式和侧重点,作者把 十年代的小说分为五大类型,分别是政治乌托邦小说、乡土乌托邦小说、爱情乌托邦小说、语言乌托邦小说和宗教乌托邦小说.当然,这种分类更多地侧重于主题学的角度,把语言乌托邦和其他四类相并列,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对于这些小说的重新归类和命名的努力,显示出作者以新的研究理论——乌托邦——对新时期小说创作予以再认识和再评价的积极尝试.这种尝试,对于新时期小说及文学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作者敏锐地发现了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复杂形态：一方面,“借助于十年梦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热情消退,知识分子开始了全面反思,由意识形态所构造的完美的政治社会显露出内在的裂隙,知识分子的理性复苏,乌托邦的否定精神复苏,被掩盖的历史真实发出声音,社会主义时期的苦难经验开始浮凸于文学话语符号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思维仍潜在地影响着新时期的作家,它部分颠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的某些精神,又有意无意地延续了其中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理想主义.在控诉‘ ’政治思想的同时,仍然寻找另一种美好的政治力量,在控诉政治苦难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对党、国家、人民的信赖,保留着对历史正义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出政治乌托邦的倾向”[1].这种概括对新时期初期的作家创作心态及文学表达是极为准确的.这些作家对于苦难的描摹并不是其创作的终极追求,而是借助苦难反思历史、反思政治；反思历史和政治的潜在意识,就是对新的理想型的政治形态和制度的想象和呼唤.这种表达方式在否定性思维极为突出的鲁迅先生那里同样如此：“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和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二
尽管和文学创作相比,在文学批评和文學研究的过程中,理性思维的成分更多一些.在实际批评和研究实践中,由于批评者或研究者对客体的主观偏好,经常会出现批评或研究的主观情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这一点对于文学批评和研究而言,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因为对研究对象的喜好和赞美导致论点的片面乃至于偏执,则是研究的大忌.因此,如何在强烈的情感中保持清醒的理性思维,对于研究客体尽可能地保持辩证的态度,是文学研究要关注的课题.就这一点而言,李雁在论著中很好地避免了过多地拘泥于研究对象的一端而相对忽视另一端的误区,进而使论证的过程更加合理,推演出来的结论更具有客观性.
这种辩证性思维在《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中表现得比较充分.例如,她在论述乡土乌托邦的本质特点及创作表现之后,对其存在的意义进行了总结,指出：
乡土乌托邦话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新思考,它显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逐渐萌醒的知识分子立场,显示出知识分子重建理想社会的努力.乡土乌托邦话语中的乡土既是现实的乡土,又是理想的乡土,既是形而下的世界,又是价值的世界,是包含着乡土乌托邦作家社会理想和人性理想的形而上的世界等它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凝聚着作家私人情感的生存时空上升为这个民族文化未来的生存图景,包含了乡土作家在目前复杂的文化资源面前独到的思考.乡土乌托邦描摹的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审美的世界,它借助回望的视角,跨越城市和乡村的现实距离而实现了精神的还乡,安妥了漂泊于城市文明中的孤独灵魂[2].作者对于乡土乌托邦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迪意义的概括是极为合理的.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而言,无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对故乡思想落后愚昧精神的批判和哀悯,还是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美好人情人性的眷恋和哀愁,都包含着作家对现实的不满和流浪的灵魂无处安放的内在焦虑,深层次上更暗含着对内心深处乡土世界的乌托邦想象的期待.这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包括汪曾祺、高晓声、贾平凹、李佩甫乃至刘庆邦等作家的创作中.其实,这正是所有的乌托邦想象的积极意义所在：“乌托邦关于未来的幻想等促进人们按照乌托邦的理想改造现状.”[3]
结论：关于理想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理想的名言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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