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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盆打了,分量还在.”这句话是路遥获1979—1981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惊心动魄的一幕》的题记.这一奖项是新时期陕西作家收获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大奖.当时我对这一题记的理解,只以为是对小说主人公马延雄的礼赞.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也是他对文学创作“分量”的追求,对自己人生价值“分量”的追求.路遥离开我们已25个年头了,他作品的“分量”越来越凸显出来,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认可和推崇.
2015年5月4日,我陪同延安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路遥和我的恩师申沛昌先生,来到甘泉县,和甘泉县委、县政府和一些文化界人士以及当年县招待所的有关人员,召开了一个“路遥在甘泉”的座谈会,追思了路遥在甘泉创作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收笔的情况,议定在甘泉县雕塑路遥纪念铜像事宜.
今年5月19日,路遥塑像在甘泉宾馆落成,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昔日窑洞院落式的甘泉县招待所,已变成宏伟壮观的甘泉宾馆大楼,原先的旧貌已不复存在.也许是甘泉县的领导们不愿让路遥的雕像置于露天之下,经受风吹、日晒、雨淋,将他安放于宾馆大厅之内.路遥的紫铜半身雕像脸上架一副宽边眼镜,双目深邃呈凝思状,双手抱在胸前,右手还夹着一支 ,这是他典型的姿态.花岗石的基座上镌刻着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的一段话：“当作品（指《平凡的世界》）的抄改工作进行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站在这位学兄、故友的雕像前,我思绪万千,不由想起了许多往事和他的作品.
路遥比我早进校一年（1973年）,那时候延安大学中文系只有两个班级,我们的宿舍窑洞紧挨着,系里搞“以典型任务带教学”,组织编写了《延安颂》《红太阳颂》《吴堡新民歌选》等书籍,使我们之间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当时他的文学作品已多有发表,是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心中的偶像.
1976年毕业时,路遥初步确定分配到延安地区文艺创作室工作.经《陕西文艺》杂志社（后恢复为《延河》）的领导和省教育厅、延安地区多方协调,9月份被正式改派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任小说组编辑.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环境.之后,他利用组稿采访常回延安.1977年8月,我毕业留校,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任教.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我也关注着他的创作情况.那时候,他已开始谋划写一部客观、理性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当时正是文艺界拨乱反正时期,表现文化大革命作品多为控诉、讨伐、渲泄性的,以短篇为主,被概括为“伤痕文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还没有明确纠正的政治形势下,路遥能有这样的创作构想,这种谋划是大胆的、超前的,其敏锐的见识是令人惊叹的.
1978年末,小说完稿后,最终定名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但情况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稿件投出几经退还,几家大型文学期刊不予发表,都因为他写得不合潮流,“不对路”.他最后将稿件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编辑部,时任主编的秦兆阳先生慧眼识珠,确定刊发,并约路遥赴京修改定稿.《惊心动魄的一幕》在1980年《当代》第3期头条发表,当时,并没有引起文学界的重视,这也许是读者在“拨乱反正”文学大背景下的思维定势吧.这部小说大胆地展现了文化革命初期,“造反派”和“保皇派”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的“武化革命”场景.他没有写这场运动中的个人恩恩怨怨,而是表现革命群众响应伟大号召,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那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表现了一位基层党的领导干部马延雄对文化大革命的坚信不疑,对党的无条件忠诚,对群众利益的倾心关切.为了制止两派武斗,他不接受保护,不逃避,不惜饱受皮肉之苦,甘愿以献身阻止群众流血伤亡,却没有丝毫怨恨,这让读者能感受到一个员的高风亮节和人性之美.对我们这些曾经历过那个特定时期,并摇旗呐喊过的“红卫兵小将”来说,犹如又回到那场噩梦之中,使人们对那场运动有了更清醒更理性的认识.我读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在教学之余,写了一篇数千字的评论,认为这部小说是对文化革命的冷峻思考,是一份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病历”.几经考虑,斗胆寄给《当代》编辑部.1981年,《当代》第2期刊用了这篇稿件.原稿被删节一半,主要内容留住了,标题用了原稿的副标题《读惊心动魄的一幕》.路遥看到我的文章后,给我写信,感谢我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和呼吁.他的《人生》单行本出版后,也给我寄来一本,并附一封短信,谈了作品的反应.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好.遗憾的是,想不到他走得那样匆忙,几经搬家,他的几封信件均已遗失.所幸的是我在退休清理办公室时,从一个旧笔记本中掉出一张和路遥等几位朋友的合影.那是1978年春天,《延河》编辑部召开作者座谈会,会议期间,安排我们去参观临潼刚发掘的兵马俑遗址,又到华清池赏春.当时,带相机的人很少,记不清是谁提议给来自延安和曾在延安工作过的7人留下这张合影.前排左起是闻频、李天芳、路遥,中间是曹谷溪和我,后边是晓雷、张弢.现在,路遥、张弢已相继而去.看着照片,两位兄长的音容笑貌犹在,不由令人怅然等
路遥于1979年就开始酝酿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但开笔不顺,达不到他的预期构想.为了摆脱琐事干扰,1981年7月,时任甘泉县文化局长的张弢,通过县委书记乔尚发,安排路遥住在甘泉县招待所,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写作.这部中篇小说的命运比《惊心动魄的一幕》要好,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约定出版.该社很看重这部小说的分量,便推荐给上海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杂志,于1982年第3期头条刊登.《人生》发表后,读者反响热烈,文学评论界的重量级人物纷纷在《文艺报》等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和推荐文章.几家刊物相继转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一时脱销,几次再版.再次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将《人生》搬上银幕,后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人生》以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生活为典型环境,通过城乡青年的不同命运,展开矛盾冲突、情感纠葛,表现了农村青年和命运的不屈抗争.其深层次的社会价值和深远意义是,用文学的形式向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形态提出质疑.路遥的深沉思考和社会责任意识在这部作品中初露锋芒,他对人生哲理的揭示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部小说的成功是他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使他在文学界的地位逐步攀升,令世人对这个像黄牛一样朴实的陕北后生刮目相看.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期待路遥续写《人生》的下篇.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于这铺天盖地的赞誉,停留在功劳簿上歇息,而是开始了新的更艰难的跋涉和攀登.1985年秋天,他又开始了具有史诗性的鸿篇巨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开始定名为《走向大世界》）第一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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