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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当年曾发过一篇文章叫《走了“常凯申”,来了“赫尔珍”——为〈赫鲁晓夫〉挑刺》,这里的“常凯申”,典出一位教授的译笔,指的是 ;而赫尔珍就是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赫尔岑.恰巧,笔者的手边一直摆放着洋洋一百五十万字的赫尔岑回忆录《往事和随想》的全译本.
《往事和随想》前两卷的译者是已故的巴金老人.不夸张地讲,对巴金先生的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可以说成是他令笔者史无前例肃然起敬的原由,是由这两卷译笔开始的.我们相信凡是读过这两卷巴金译《往事和随想》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虽是赫尔岑的杰作,也是巴金一生的随想.晚年巴金借青年赫尔岑“特立独创而冲动不羁的性格”,在自己近四分之三生命中的浪漫和 随着 的爆发而戛然而止后,再次向国人表明自己青年时的理想.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写过一篇题为《巴金的三件大事》（文章出自李存光编选《世纪良知——巴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标题不确,从内容上看,应为《巴金晚年的三件大事》）的文章,里面写道：“巴金的文学道路大致分四个阶段.在1978年开始的第四阶段里,巴金完成了三件大事：一、创作《随想录》;二、编校《巴金全集》;三、倡议并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段话有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对巴金文学道路的划分,舒乙先生显然是以巴金晚年文学活动的“塔尖”——《随想录》的创作作为第四阶段的开始的,但是笔者却认为创作《随想录》和翻译《往事和随想》不可割裂.陆正伟在《〈随想录〉的发表和潘际坰》中说：“但此时,他（笔者按：指巴金）的生命已步入了老年,多病、衰老向他频频袭来,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随想录》的写作,他不得不调整了创作计划,放下了翻译到一半的《往事和随想》,但他创作《随想录》的思想意义同翻译《往事和随想》是一致的,如果说《往事和随想》是上篇的话,那么此时巴老正在创作的《随想录》就是下篇了.时代、环境和作者虽然不同,但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巴老和赫尔岑一样,都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痛恨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追求 、自由,把个人所亲历的血和泪的道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承前启后,巴老高举起‘讲真话’的旗帜,表达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社会的严肃思考和良知.”从翻译《往事和随想》到创作《随想录》,在时间上虽然是交替的,但这并不等于在开始动笔写《随想录》后,巴金就停止了对《往事和随想》的研读和修改,并曾在1978年、1979年为《往事和随想》写了后记.因此,笔者认为,将巴金文学道路的第四个阶段初始年代定在1978年,不妥.
第二,翻译《往事和随想》堪称巴金晚年的一件大事.巴金本人也多次强调翻译《往事和随想》之于他晚年的意义,在《往事和随想》的后记中,他说：“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我只是把它当做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等”而在《随想录》的后记中,巴金也再次坦言：“《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和随想》的副产品.”众所周知,《随想录》是巴金对“ ”对“ ”的反思,是一本“现代忏悔录”（陈思和语）,但更是一本呼唤人性,宣扬真爱的生命沉思录.而事实上,在创作《随想录》之前,巴金已经在借助《往事和随想》来完成自己对人生的思考：
“‘小孩儿时候’再加上刚刚进入青年时期的两三年是生活中最充足的、最优美的、最属于我们的部分,也几乎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不知不觉地决定整个的未来.一个人一步不停地迅速朝前走去、不在中途停留、也不考虑什么的时候,他没有走到悬崖、也不曾摔伤脖子的时候,他总以为他的生活还在前面,他看不起过去,也不会重视现在.然而在春天的花朵被经验摧残、夏日的炎红给经验冷却了的时候,在他懂得他的生活虽然还在继续、其实已经完结的时候,那么他对那些欢乐的、温暖的、美好的童年回忆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往事和随想》全译本第55页）
这段优美的文字语出赫尔岑,却译自巴金.黄裳在《草根庙堂》（原载2009年7月12日《上海书评》）中为巴金辩诬称：“巴金平生著作,有《全集》在,《随想录》在,可以研究、讨论者正多,正如陈丹青所说,六十还是七十年前,李健吾就对巴金有过不算潦草简单的评论.巴金生前也多次说过,论天资、论才气,他都比不上曹禺和萧乾,这都是实事、‘真话’,也都值得认真讨论,包括文德和文才两个方面.至少新时期来,曹禺痛悔解放后未能写出一部值得保留下来的作品,痛苦地死去.巴金在疾病缠身之余写完了一部大书《随想录》,曹禺却只有早年完成的《雷雨》、《日出》等几部巨作使人不忘.自然,《随想录》一百五十篇,并非篇篇都是锦绣珠玑,却也不是毫无文采、读不下去的滥货.”说这段话的时候,黄裳显然忘记了巴金还曾翻译过《往事和随想》等作品,因为即便是《全集》,也并未收入巴金的译作.巴金是提倡说真话的,但在评价自己作品时,也难免流俗.而陈丹青和韩寒想必也是不曾读到过这部《往事和随想》,否则定然不会做出“文采欠佳,读不下去”的论断.
“我不知道人们给初恋的回忆以某种专利,而忽视了青年友情的回忆.初恋的芬芳在于它忘记了性别,在于它是热烈的友情.另一方面,青年间的友情有着爱情的全部热情,和爱情的一切特点：同样不好意思地害怕用言语谈到自己的感情,同样不信任自己,同样无条件的忠诚,同样离别时的万分痛苦,同样完全独占的嫉妒的 .
您要笑,就请笑吧,只是请温和地、好心地笑,就像想到您自己十五岁时候那样地微微一笑.或者还不如思索这个问题：‘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而且,倘使您有过青春（单单是年轻过,这是不够的）,那就要感谢您的命运,倘使那个时候您还有一个朋友,那就要加倍地感谢.”（《往事和随想》全译本第72—73页）
赫尔岑将这部《往事和随想》送给他的朋友奥加略夫,所纪念的是他们共同有过的青春（浪漫）、理想和热情.如果用美、爱和自由三个词来形容诗人徐志摩的信仰,那么毫无疑问,赫尔岑在《往事和随想》中所要表达的青春、理想、热情,正是巴金一生的写照.“单单是年轻过,这是不够的”,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浪漫,没有理想,缺乏热情的年轻人,愧对他的青春.这应该就是巴金的心声.
“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一切都带着沙皇迫害的痕迹;这一家人昨天才从西伯利亚来,他们给毁了,他们受尽了折磨,然而同时他们的举止又充满了苦难所留下来的尊严（这种尊严并不是每个遭受苦难的人都有的,只有那些懂得怎样对待苦难的人才有）.”（《往事和随想》全译本第130页）
巴金的《随想录》写于“ ”结束后的1978年,而翻译《往事和随想》则是起于1974年,这还正是“ ”肆虐的时期,巴金借翻译《往事和随想》抒发心中苦闷,也是实现青年时理想的心情不言自明.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巴金在翻译这段文字时的心情,但“充满了苦难所留下来的尊严”正是巴金晚年能够被人们称为“20世纪的良心”的缘由.“这种尊严并不是每个遭受苦难的人都有的,只有那些懂得怎样对待苦难的人才有”,韩石山有一部长篇叫《别扭过脸去》,谈的是人的尊严,书中有和之相近的句子：“苦难并不总是能成全人,它可以使一个人变得高尚,也可以使他变得卑下.有文化也不全是好事,文化必须达到一个高度,才能升华为优秀的品格.”这话正像是对巴金说的.
在《往事和随想》全译本第128页,巴金译道：“这种对苦难的贵族派头在他身上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尊心;可是他也很会爱别人,也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这算得上《随想录》中“把心交给读者”的雏形;而书题《随想录》也源自巴金和臧仲伦有关《往事和随想》的讨论.不夸张地讲,没有《往事和随想》的翻译,就没有《随想录》的诞生,而当《随想录》已经被国内大多读者耳熟能详的时候,《往事和随想》的寂寞显然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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