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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的半个世纪中,天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近代化,对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推动洋务新政、北洋新政与天津城市史的研究,2013年11月8—9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历史教学》编辑部、《理论与现代化》编辑部等单位的约60位专家学者会聚津门,围绕“近代天津的文明建构——从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这一主题,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探讨了天津的近代化进程,取得了诸多新的成果.
一、政治与经济：天津近代化主题
政治与经济的近代化,是这一时期天津近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新政变革下的晚清社会.有学者探讨了地方督抚与洋务新政的关系,认为洋务运动的发生和推进过程,曲折坎坷,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新旧因素消长缠绕的繁复场景,折射了中国现代化步履的蹒跚踉跄.有学者概括了新政与官制改革的关系.有学者总结了袁世凯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强调指出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创造的清末新政样板——北洋新政,引领了新政的发展.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其北洋集团在新政中崛起,成为实力最大的政治集团.袁世凯与满洲贵族的矛盾冲突导致他被清廷罢官,所以袁世凯又是新政的受害者.有学者分析了清末新政对华北市镇管理体制变迁的影响,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华北市镇管理体制变迁始于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警政、商会、自治等法规及其实施.其中部分法规及其实践成果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承袭、变通和完善,逐渐成为华北市镇管理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
2.政府行为下的经济发展.有学者分析了清代以来天津城市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指出政治因素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根据环境与政局的变化发生异变,对城市的发展仍然有着一定的作用.有学者探讨了金融风潮、金融发展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风潮与金融发展并存,昭示着政府的行为造成了金融市场的波动,但其影响主要及于金融市场范围之内,而没有造成对整个经济的损害,开埠以来天津经济发展的格局没有改变,并得以持续.有学者讨论了清末新政与北洋政府时期政府与民间借贷的关系,指出国家与民间有着不同的需求和信用文化,在围绕借贷的博弈中,双方没有建立起信任的关系.也有学者分析了民国政府对“永久黄”团体事业的态度和政策,阐明民国时期民营企业发展与政府政策的关系.
3.城镇化视角下的村镇体系.有学者强调商品检验是中国对外贸易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进出口商品检验近代化的角度探讨1929～1949年间的天津商品检验局,应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价值.有学者强调在天津城镇化进程下,天津周边村镇有着其成长衍化的独特之处,开埠前后的天津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以各商业集镇为节点,以乡村聚落为主体,以河流水运为通道的聚落空间网络结构,并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亲水性特质,而随着开埠和河北新区的建设,村镇体系的空间布局又为之一新.
上述研究成果中,虽然有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结论各不相同,但大都是紧紧围绕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与天津近代化而展开的.这就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政治因素对天津经济近代化的影响.
二、社会与文化：天津近代化侧影
随着政治和经济近代化,天津的社会和文化也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近代化视阈下的民间社会.有学者考察了清末天津的民间社会,认为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天津的民间社会在清末新政及北洋新政的影响之下,亦有相当的成长,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成为天津向现代城市转型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有学者探讨了20世纪初袁世凯对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强调指出20世纪袁世凯执政时期的一些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的做法,保证了公众的公共卫生安全,使天津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体制从初创逐渐走向成熟,并逐渐与世界接轨,在建立近代化的城市管理体系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有学者以《大公报》报道为线索,探讨了清末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市民卫生观的初步确立,认为清末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市民卫生观的初步确立,既由当时天津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所决定,又与西学东渐的刺激密切相联.都统衙门时期建立的卫生机构及其推行的卫生举措,将天津的卫生事业初步导入正规；袁世凯当政时期,又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有学者以天津为中心,考察了城市病及其时代致因,一方面指出近代城市病既源于晚清民国时期民族—国家权威的迟迟未能建立,以及城乡背离化发展的推助；又源于天津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失衡发展,以及政府在应对该问题上调控手段、管理制度的不合时宜；这种双重因素的叠加,致使近代天津城市病愈发严重,而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反过来又阻碍了天津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强调城市病的化解必须建构在城乡社会结构的均衡发展,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等社会要件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2.文明化进程中的文化考察.有学者考察了洋务新政和北洋新政时期的近代高等教育,强调天津的近代教育在晚清处于全国领先位置,对于我国近代教育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并为我国现代性质教育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有学者考察了洋务时期天津的新知群体,指出具有新意识的官员及其幕僚、与西洋制造亲密接触的技术专家、在洋务学堂播散西方知识的教师及其学生,以及经常来访或穿行于此地的洋务人物,成为天津社会的新成员,认为以洋务为标识,一个新知识人群在天津逐渐兴起,促进了天津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有学者考察了1906～1937年间的天津义务戏,指出其具有“义务”性质且蕴含慈善公益的精神,认为戏剧演出的活跃一定程度上也是天津戏剧文化近代转型的结果与表现.
三、军事与武备：天津近代化内核
军事近代化是洋务新政和北洋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天津则是军事近代化的重要基地,因此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学者们的探讨,也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洋务新政时期的军事近代化.有学者以周盛传小站练兵为个案,探讨了淮军的现代化,一方面指出周盛传是淮军中极具趋新精神与忧患意识的将领,在他的主导下,盛军的武器、训练总体上都有所改进；另一方面强调传统的认知方式始终制约着周盛传,使其思想观念与近代军事发展趋势常常凿枘不投,所以在他的统帅与指导下,盛军虽火器精利,却长久地滞留在军队现代化的表层.二是关于北洋新政时期的军事近代化.有学者考察了北洋武备生与小站练兵,指出在小站练兵中,北洋武备生积极辅助袁世凯,担任各种要职,在建章立制、军事训练和学堂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袁氏小站班底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小站的出色发挥为袁世凯练兵取得骄人成绩奠定了坚实基础；小站练兵的成功既成就了袁世凯,也为北洋武备生的升迁带来机遇；在袁世凯的提携和重用下,北洋武备生发展成北洋集团的中坚力量,进而成为北洋武备派势力,对清末民初的政局影响甚大.有学者分析了官业余利与北洋六镇军费的筹集,指出官业余利对军费筹集作用有限,认为清政府与袁世凯对军事与经济现代化是同时兼顾的.有学者考察了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军衔制度,认为袁世凯一方面在清末民初军衔制的引进、完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又毫无节制地封将授衔,不仅对军衔制度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也对北洋军的管理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小 结
在政治与经济近代化、社会与文化近代化和军事近代化三个比较集中的论题之外,又有学者对“北洋”涵义的演变作了深入讨论,指出北洋语义源起甚早,最初为纯然的地域称属概念；近代以来逐步超越了地域指属（却仍保持其基本义项）,从官职、外交、体制、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诸多方面扩展了它的内涵；从北洋源起及至北洋政府时期,构成中国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时段正是中国社会从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政体、法制等制度转型的关键期.有学者以地方志为基本史料,展示了天津作为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交汇地的重要地位.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洋务新政和北洋新政时期的袁世凯、德璀琳等历史人物在天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研究.
责任编辑：宋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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