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蒙朝向前途落日，或忍受这秋天来信,这是一篇与朝向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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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好人.”诗人曾蒙在一次接受诗人广子的提问时这样无所顾忌地说.我认为这个回答不是理性的,还很无趣,像是一个不宜公开的秘密,背负神秘的使命,感性想象的成分多了些；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这样说,这是70后诗人第一次无情的自我解剖,背叛了他的初衷,似乎迫在眉睫的威胁不可阻止的到来了.
时至今日,70后诗人和70后诗歌成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包括作为个案的曾蒙）,这就意味着,70后诗人已经不可挽回的步入了中年.我惶恐地发现,中年是丰富和缓慢的代名词,迟疑,严谨,狡猾,制造悬念,善于算计得失,对技艺开始着迷,甚至迷恋一个词,词和物的关系更加紧密了.这是一代人的诗写的必然,但绝不会成为别人面对的偶像,偶像的影子是格言,有独断、诡辩和无法反驳的一面.不可否认,70后诗人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但他们善于控制自我的不良情绪,和60年代出生的那拨诗人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提前下一个悲观的断语,70后诗人中不会再产生像韩东、西川、臧棣、余怒那么有影响力的诗篇了.从功利的一面看,不能成为他人的偶像,不管怎么说都是70后诗人的一个生不逢时的不幸.但若从诗歌史的角度讲,70后诗人又是幸运的,他们的文本因没有后继者的仿效而倍显独特,这虚妄的魅力反倒成了差异性,这样一来,他们的一席之地的重要性将会被更多的人谈论.
在出道较早的一批70后诗人中,我们经常看到曾蒙的影子.和其他一些70后诗人相比,曾蒙一出手就显出了他诗艺纯熟的一面,诗句张弛有度,始终敏锐地关注着当下可触及范围内的日常的生活,越到后来,他的语气仿佛是和重返的旧日小心恳谈；而且,他的无处不在的怀旧气息四处蔓延,几乎就是在一首诗被他写下来的那一刹那就显现了,不得不说,他的表达习惯十分耐人寻味.我觉得,这不仅是一种抒写能力,更多的时候应该说是展示了一种稳定的风格.从地理位置观察,曾蒙一直在一个叫攀枝花的地方劳作,这个像边地的地名于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它触及的应该仅仅是曾蒙的经验的边界；每次看到这个名字,我就生出一种诙谐的怪异感,按曾蒙的说法,攀枝花是毛时代的产物.我曾猜想,攀枝花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才让曾蒙拥有一种我们通常无法看见的决心.我这样说是不是太暧昧了,借用臧棣的一个说法,“之所以暧昧,是因为我们最终会孤独地意识到：诗,是一种决心.”不得不说,曾蒙的诗是忧伤的,一如《遥望》里“那老年的背影投放着叹息,”“正加紧运输着衰老和咳嗽,脆弱得不堪一击.”他有沉重的历史感却不花哨,节奏舒缓,语调均匀,我不知道这和攀枝花这个地理符号有没有关系；他写下的那些篇章,赋予了事物至深的同情和怜悯,似乎在掩饰某种失败,却又缺少激烈和野蛮的语调.我甚至要说,即使曾蒙“俯身弯腰”,一头扎入喧嚣的现实,他朝向的也是宏伟的壮美,“朝向前途的落日,”他在《朝向前途的落日》中那种崇高是哀歌式的；这也是曾蒙的个人传统,他的诗从不怨憎,和狂躁保持着警惕的距离,没有紧迫感,对技巧轻蔑,出色地表述生活,气息温和.
要为母亲写一首诗,这个题材实在太过朴素而冒险,我一直认为,写母亲的诗,往往考验诗的运气,而不是个人的遭遇,即使到了难以抑制情绪的地步,这是我看到曾蒙的《罪和罚》后的感想.（标题也实在过于简明扼要的沉重,它在表现风格上奠定了醒目的自责式调子.）曾蒙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小说名借来一用,他可能会感觉到这个标题有着深刻的内涵,意在赎罪（或许我们可以假设他有罪）：“——为此,我埋下头颅,暗自神伤,无知地原谅着自己的罪过,和上苍的惩罚——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击打.”一直以来,曾蒙并不擅长使出极其华丽的抒段,他也犯不着靠觉悟和风格,倚赖天赋和想象力恐怕也和他无关,他是看见并说出；他的句子是内疚的,人也便跟着持久的内疚了,如《罪和罚》里的“咳出多少病痛中的日子”、“堆积着母亲一生的高度”.在另一首诗《母亲在长寿沟喊我》中,曾蒙依然在为母亲写一首诗,他是询问式的,看似简单实则有一种奇怪的悲哀,“梦中,我在想：母亲,你神采飞扬,气色极佳,是不是哮喘病已经好了?”
倘若说在诗中复制维吉尔的风格已然不符合这个时代的普遍趣味,那么粗俗的尘世气息不免令人顿生唏嘘,“我冷漠地磕碎一只漂亮的来亨鸡的蛋.”就像卡佛漫不经心宣导的那种彻骨的寒意,曾蒙写下的是“夏天,夜幕下,一个少年临街呕吐.”（《南京》）“北碚的春节拒绝了一个青年的孤独.”（《北碚,北碚》）“我目睹更多的少年风度翩翩,我也目睹,老了,老了,收尸的乌鸦在天上唱歌.”（《苏州》）这是另一面的曾蒙,他总是表现出了不合时宜的忧心忡忡,在《表达》一诗里,他像一个受奴役的人,却使用了常态的表达,“在胆怯的阳台,小心地表达,惊慌失措地表达.”“说出血液中谨慎的刀痕.”类似于流亡分子米沃什之问,“它并不能拯救,国家或民族?”布罗茨基认为“极端的环境要求极端的表现手法,这一信念如今无处不在.”他说出的是在黑暗的时代诗歌如何抗拒现实的方式,但曾蒙对这一信念感到无动于衷,或者说,他的姿势是蜷缩的,在《山外传书》一诗里,他说,“——我已厌倦不灭的灰尘”.同样的厌倦感在《放弃》一诗里,曾蒙如中医大夫般望闻问切了这时代的病症,“这是被噩梦急红了眼的青春,这是被忌妒伤了肝的晚年.”他产生了一种挽救人性的复杂性的好奇心,这个复杂性包含了人的脆弱的生命和中邪般的灵魂,像“美人由于美容匆匆走向消协,民工由于拖欠工资失去斗争.”但他的表达充满了无力感,在紧要关头,他这样怀着绝望写道,“——该放弃了,该歇息了”.
在《马帮记》里,曾蒙使用了小说化的手法,他不会拒斥任何多余的修辞技法,开头部分是,“一百年了,我来到人间.我的马匹已经衰老,那是著名的皱纹,著名的喷嚏.就像天上的乌云.”这首诗的风格比他本人还坦率,具有私人日记簿的性质,结尾也简单而坚定,“那些马帮死了.那些孤独的勇士死了.那些高大的马死了.他们的泪流下,凝结成光华和坚硬的石头.”《蒲家》也是类似,这种诗歌的语言质地绝对属于曾蒙,“二十年后,我再次进入蒲家：一方小镇、三条街道、朝向碑庙的108国道.梦中的时空变得颠倒,我的操场,我的后山,火车的呼啸直达武昌.一位抽叶子烟的老人见识了我的烦躁.”《清朝的命运》《冤家》《前世》《娘子》《帝国》等几首诗,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曾蒙而言,这样的练习还是简单了些,任何一个人从标题即可看出他的意图.这倒让我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曾蒙的问题在于不是写出好诗,（好像很多诗人亦如此,或者比曾蒙更甚）而是着眼于如何写出好诗的诱惑.所以他在写作中总是考虑了诗的安全性,不论起始还是抵达,这才可能是他觉得需要面对的非常紧迫而又如此直接的事情.免不了,他的诗有一种看起来加工过的痕迹,像我上面举出的几首诗,或者换句话说,他的观念上的不可或缺反衬了他的天性里有着无可争辩的虔诚.
在《我忍受这秋天的来信》一诗中,曾蒙引人瞩目的写道,“我忍受这秋天的来信,它独断、专横”,他的虚构的预言性,我从中岂止读出了忧伤,而是不折不扣的忧郁,即使是我自己,也几乎发现了和他息息相通的东西,这绝不是偶然的,使我想起了臧棣的一句话,他定义了一种失败的诗人,“他的写作是用别人的感觉击败了自己的感情.”这是我们的命运的谶语么?
[责任编辑 欧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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