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和再造当代城市文化游牧思想,该文是关于城市文化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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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性城市化进程中游牧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日渐消失,但游牧思想作为“前现代”象征和“后现代”思想模式顽强地生长在城市文化中；它的生成折射了城市与游牧在空间范畴的矛盾性共生关系,并决定了镶嵌性、商业性和混杂性成为其存在的形态特征；它在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游牧社会民族认同不断强化所形成的文化再生产,但它并非被动地臣服于工业经济法则,而是拥有内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在城市规划、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领域发挥着独特的调适性作用.
[关键词]城市文化；游牧思想；同构性；文化再造；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040-04
从历时性上看,“游牧”是依赖畜牧业和半天然环境形成的移动性生存,它的总体特征是“告别聚落,远离城郭”[1]；而城市“作为人工建设起来以供人们活动的场所”[2],是定居文化的创造性产物.游牧与城市在人与空间的关系、社会发展阶段、存在形态等诸多方面存在本质差异,二者在特定阶段也曾发生过矛盾碰撞与利益冲突.20世纪60年代以来,二者在文化层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交错与融合,游牧民族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及城市中的游牧式生存是两种最直观的呈现,这其中交织着异质性相遇的摩擦博弈,也昭示着不同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共生的可能.“城市文化中的游牧思想”作为二者结合创生的新质因素,为日渐消失的游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载体和再生介质,它提供的思想启示性和价值意义超乎我们的想象.
一、作为理论模式和文化实践的游牧思想
游牧思想对当代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在理论模式和思维层面.从起源上来看,游牧文明是在人类生产能力水平相对低下的阶段,高度依赖自然生产和生活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沉淀为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和文化.在城市化迅速蔓延的当代,它的这一特征成为后现*论家和哲学家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缓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参照系,给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一种日渐消失的文明释放出如此强大的革命性的力量让人始料未及.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心理治疗师瓜塔里在合作出版的《反俄狄浦斯》（1968年）和《千高原》（1972年）两部专著中,对既有的权利结构提出挑战,推翻了分析推理掌控霸权的局面,这使他们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们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就是“游牧主义”,并在13世纪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元帝国中发现了它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两部文献中,游牧主义被设想为对抗稳固结构的捕获,与大地保持解域化关系的思维结构,是社会和文化革新的永久源泉.游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模式,是颠覆的、解放的和超越时代的,尤其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固有的二元论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发现了与“游牧”可以替换的另一个重要关键词“块茎”,与单个直根系不同,块茎是“繁殖的、边缘的和循环的分支系统”[3]（p.125）,“树是亲缘关系,但块茎是联盟,独一无二的联盟”[3]（p.149）.他们在这个植物学术语中挖掘出颠覆、瓦解、不确定、次生性等后现代性理论内涵.这两个词汇凝聚成一束新的思想光芒,照亮了曾经被遮蔽的角落,使那些在僵化的体制、分层之外的一切有原始生命力的对象物重见光明,如野草、高原、东方的中国、美国的文学,类似块茎的句子、文章和知识,能够替代传统树状思维模式的所有新锐文化实践等.游牧主义与块茎理论是抵抗理性、逻辑、二元论、普遍主义、在地化的一种革命性思想工具,它使我们惊喜地发现一种古老的游牧文明存在的合法性和对当今世界的解释力量.
在当今的人类学领域,“游牧”有着更广泛的含义：“被看作移居者对于带有族群性（ ethnicity） 相异的社区或国家的多样适应性反应.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更多的与都市经济和人口体系相挂钩”.这种认识是基于城市与游牧在诸多差异性之下表现出的文化同构性.游牧文化的最大特征是空间移动性,并且“移动使他们有能力突破各种空间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边界”[4]（p.26）.这也是城市文化的本质性特征,与农业社会稳固的人际关系和静态的生活状态不同,城市空间聚集了大量陌生流动的人口,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城市居民以生产关系和社会阶层被划分在各个功能空间区隔中,培育了城市居民凭借职业技能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和不断越界的感觉结构,这种流动不但是一种生存需求,更是一种丰富自我与外界关联的精神享受.在不断变化人际关系、身份、文化归属、人生观、历史中,找寻到类似游牧民族不断突破边界认同的生存自由,甚至城市居民会把这种“移动性”生存标榜为一种区别于农业社会居民的文化符号,演变为大众性的“旅行—旅游”文化热潮.当代市民对游牧民族隔着遥远时空的这种深层模仿和借鉴也启发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和学科思维,即旅游人类学.狭义的旅游人类学是指严肃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的旅游研究,大致出现在20世纪中叶,以努内兹（Nunez）196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周末在墨西哥旅游的文章为标志,作为学科性质的旅游人类学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学者对“旅行—旅游”的研究还处于摸索的初级阶段,对很多概念、范式、边界和内涵仍处于争论和探讨中.但能看到这些热衷于人类文明早期迁徙和移动部落的人类学研究者对游牧文明的理论自觉和文化征用,并以此深化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深度和理论厚度的尝试.研究者以“移动性”（mobility）概念建立了游牧文化与大众旅游的联系,认为是人类的天性在初级文明形态的自然呈现,以及在高级文明形态中的苏醒.但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人们的移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为满足生计而进行的遵循自然节律的移动和迁移,出现了生产、商品、消费、信息、资本、技术、交通、安全、服务等全方位移动”,并意识到曾经的移动性给现代市民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知识获取途径.
二、游牧与城市的矛盾性共生关系
城市文化中的游牧思想折射了城市与游牧的矛盾性共生关系.从城市起源来看,人类为了寻找安居的感觉而停止了迁徙的步伐,在温度适宜、土壤肥沃的土地上划定边界建造城邦,并以此为中心进行商业贸易.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城基本上是一个具有防御功能的物理空间,市主要是贸易场所,城市包含城墙和市场的含义.在西方,“city”一词既包含物理组织（physical organization）,也包含道德秩序的理想.如此看来,初期城市的形成过程蕴含了人类居住观念中的反游牧倾向,反映了人类“原始群居”、集聚财富和培育道德情操的内在精神诉求.但后来城市的急剧发展凸显的社会问题使人类逐渐意识到城市的异化属性,转而站在城市的对面展开反思与批判.人类逐渐意识到,与游牧社会开放的草场和农业社会悠然自得的田园不同,城市通过抽象、分类、切割、排列、组合等手段对空间进行严格功能区分,形成了房屋、街道、广场等私人财产和公共领域,这种固化的空间格局实际阻碍了传统公众生活的一体性、自发性、流动性和游戏的品质,从而也扼杀了一些有创造性的东西.尤其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阶段,现代城市文明病更加突出,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造成交通拥堵、能源短缺、噪音污染、传染病肆虐,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富悬殊、劳资矛盾、流动犯罪,等等,社会问题似乎也都与快速城市化不无联系,畸形发展的城市已经成为特定社会阶段人的心理和情感的物化形态,映照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极端的社会心理,城市快速发展的结果违背了人类的初衷,繁荣的背后是人类精神的孤独荒凉,正像有些城市研究者所说：“城市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聚落地.然而,人却注定要在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漂泊无依.”[5]（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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