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据话语权数据新闻和国家话语建构视觉修辞途径,本文是一篇关于话语权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话语权论文参考文献：
一、中国形象建构的“视觉危机”
在西方传统的媒介叙事逻辑中,中国长期处于一个被动的表征系统.①华人学者彭增军通过分析美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十年间的中国议题报道,发现两份报纸的涉华报道逐年上升,而且整体的报道框架是 的.在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上,西方媒体则表现出了更为苛刻的报道立场,尤其是采取了极为显著的 框架.②而传统媒体根深蒂固的话语“偏见”一直延续到了社交媒体,“形象逆差”成为当前中国亟待回应的一个话语权问题.
还没有来得及从传统媒体的语言束缚中挣脱出来,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另一场普遍而深刻的“视觉危机”之中.纵观近些年西方媒体的表征体系,中国遭遇的形象危机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景观和趋势——西方媒体逐渐开始在视觉意义上重构中国的形象,并且尝试通过视觉化的表征体系来重新诠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整个视觉表征体系中,除了传统的新闻图片和影视作品,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新闻形态,甚至主导了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形式.数据新闻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散落在世界的各种数据,然后沿着特定的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逻辑和方法,通过可视化的视觉形式“讲述故事”,最终呈现的是一个视觉化的新闻世界.通过对《纽约时报》和《卫报》的数据新闻分析,中国形象依然处于一个边缘化的“被动局面”.③只不过,相对于传统的语言表征,数据新闻中的中国形象是通过数据本身的可视化实践建构的.
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莉莲·博内格鲁（Liliana Bounegru）和露西·钱伯斯（Lucy Chambers）在《数据新闻手册》中指出,数据新闻存在四种基本的视觉形态——表格、数据图、数据地图和网络图谱.④而这些视觉形态的生成,主体上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即通过对数据信息的可视化表征而最终形成的一种结构或叙事.可见,数据新闻的两个最大特征就是数据化（datalization）和可视化（visualization）：前者回应新闻的主体问题,即通过数据开展新闻报道；后者强调新闻的表现形式问题,即在视觉意义上对数据关系的生产和重构.其实,在数据新闻的生产结构中,可视化既是一种关于数据的结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视觉意义上的话语实践.可视化的结果就是生成了一幅接近新闻认知的图像景观.
如何在视觉意义上重构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关系,又如何通过数据新闻的方式建构和争夺国际话语权?这不仅是当前中国数据新闻实践需要迫切回应的一个专业问题,同时也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正视的一个修辞实践问题.媒介话语权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根据数据新闻的特征、形式和传播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内容开发,另一方面需要在编码系统上进行有针对性的符号设计,而后者恰恰涉及到数据新闻生产的视觉修辞问题.
什么是话语权?话语权是如何确立的?其内在的生成法则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些基础性的“话语问题”,才能使得话语权建设具有学理意义上的认识基础和操作基础.因此,本文首先对话语的生成原理进行分析,尤其是从话语框架的修辞维度切入,把握话语权建构的基本原理和符号机制.
二、框架争夺：话语权建设的修辞本质
按照卡西尔的观点,人是一个符号的动物,即人是一个依赖符号存在的动物.卡西尔之所以强调人存在的符号属性,是考虑到人类活动的意义本质.人类存在的意义 和意义实践决定了对符号的高度依赖.在任何意义活动中,框架的功能就是创设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网络,其功能就是限定或引導人们的理解方式,使得人们按照既定的认知逻辑完成意义的建构过程.因此,在坚定地认同人类存在的符号属性的前提下,可以推出一个类似于卡西尔的框架依赖论断——人同样是框架的动物.
人为什么需要框架,又为什么依赖框架?这需要从框架之于人类存在的认知基础谈起.所谓框架,就是人为构造的并加以组织化而形成的一套理解事物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⑤按照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经典解释,框架意味着一种“阐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它能够帮助人们“辨别、感知、确认和命名无穷多的事实”.⑥其实,框架的标志性产物就是特定话语规约下的“理解方式”.一种“理解方式”之所以是合理的或正当的,是因为我们激活、挪用或再造了特定的认知框架.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从认知心理学层面对框架的内涵给出了如下描述：“框架,是你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东西.他们属于认知科学家称为‘认知无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的环节,是我们大脑里无法有意识访问、只能根据其结果（推理方式和常识）来认识的结构.”⑦
框架铺设了一种无意识认知方式,因而限制了意义的自由发挥和肆意入侵,最终传递的是一种经由特定意义管道“挤压”之后的“授权”的意义.相应地,话语合法性的构建,往往离不开话语实践中的框架生产.在框架的作用下,我们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排他的、无意识的信息加工方式.如果说话语意味着一套意义体系,那这里的意义逻辑其实就是框架逻辑.每一种话语都对应于一种相对独特的认知框架——框架既是话语运作的动力装置,也是话语实践的最终产物.之所以存在话语冲突,根本上是因为话语深层的框架机制是不同的,即不同的框架装置形成的是不同的意义体系.
因此,话语生产必然伴随着框架生产,而话语冲突必然体现为框架冲突.换言之,由于挪用的是不同的框架资源,话语冲突的认知基础和修辞原理体现为框架冲突.当不同的话语形式都尝试对事物的属性和内涵进行界定时,话语冲突便发生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修辞学意义上的框架争夺实践.中国和西方在一些“敏感问题”——政治体制问题、人权问题、民族问题、网络安全等议题上之所以存在话语冲突,根本上的原因是由于双方给出了不同的认知框架,即将政治体制问题、人权问题、民族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纳入到不同的知识框架或文化框架中,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话语形式.比如,中国网络安全观生产的主导思想就是框架生产,其标志性的符号形态之一便是“网络主权”,即将网络安全勾连到地缘政治话语框架中,从而赋予网络安全一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诠释体系.如果说地缘领土存在主权问题,那“网络主权”则赋予了我们把握网络空间的一种框架形态,即网络空间存在类似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边界”问题.其实,政治场域中的概念生产,本身意味着一种框架再造实践,因为任何人造概念都携带着明确的政治本性.⑧因此,当“网络主权”这一概念被生产出来,实际上就已经挪用了一套合法的框架系统,其功能就是“以框架的方式”将中国的网络安全观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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