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基层治理逻辑转换,本论文可用于逻辑论文范文参考下载，逻辑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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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宏观角度考察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基本动因是农业税费改革和城乡资源配置关系的逆转.由此,国家权力以项目、下派第一书记、加强农村基层党建、财政支付村干部报酬等方式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国家权力的下渗一方面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村干部行政化现象,和此同时也促进了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各地在自然村层面寻求新的自治形式.论文区分了行政化的不同类型,将新时期村干部行政化现象归纳为“选择性行政化”.在考察其对村庄治理带来的复杂影响的同时,探索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可能图景.
关键词：城乡关系转型；村干部行政化；选择性行政化；村民自治新形式；乡村治理结构变革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1-0048-010
新世纪以来,农业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以及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从现代化长程角度看,目前中国乡村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但具有根本性,而且具有定型性——当下正在经历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样本.这些变化一方面为学术研究提出了诸多新的议题,另一方面又凸显了对既有研究进行反思的必要.
本文围绕村干部行政化和村民自治这一话题,尝试理解这些变化对于乡村治理所蕴含的政策和学理意义.标题采用“逻辑转换”这样的表述是想凸显这一新趋势之重要性和转折性；①副标题则说明了讨论的切入视角——国家和社会关系曾是笔者研究村民自治的基本分析范畴,如今则构成了反思的对象和工具.在结构安排上,第一节以扼要方式说明宏观层面的基本变化,以作讨论之铺垫；第二节分析作为宏观变化之结果的国家权力“回归”和村干部行政化.在此基础上,第三节讨论村民自治的新探索及乡村治理结构的未来前景.
一、城乡资源分配关系的历史性变革及其意义
近代以还,中国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双重旋律中得到阐释的.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后来者,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桶金”在缺乏海外来源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于本国的农业剩余.从清末开始,国家政权建设和农业剩余分配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矛盾,所谓的“政权建设内卷化”便是这一矛盾的一种特定表现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集体化、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以剪刀差的方式将农业资源转向工业和城市,由此形成了城乡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在农业剩余的分配方面延续了既往模式,而且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和基层围绕着资源分配的博弈更加尖锐.各地此起彼伏的农民依法抗争便发生在这一时期,1980、1990年*始推行的村民自治实践并不影响这一基本格局.
然而,这一延绵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矛盾,在本世纪初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减少,农业剩余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了当初的意义.在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探索之后,我们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资源配置关系终于发生了逆转.本世纪初 政府在各地试点农业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征收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进入了历史博物馆,“黄宗羲定律”赖以成立的根基亦不复存在.由此,城乡关系的格局从资源汲取转向资源输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公共财政覆盖乡村,各类支农惠农项目纷纷下乡.中国城市化过程也由此进入了城乡统筹的发展阶段,以下的实践虽然有的早已出现,但在新的语境下获得了不同的意义——撤县改区、变乡镇为街道、乡镇合并、村改居、村庄合并（合村并组）及自然村的大批消失等.据官方媒体提供的数据,2000年全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2010年缩减到270万个.在十年时间内减少90万个,相当于平均每天有240多个自然村消失.盛玉雷：《10年减少90万村庄：留住我们的根》,《人民日报》,2017年12月8日.在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口号下,村庄第一次被称为“（农村）社区”,将“社区”概念运用于乡村是城乡统筹发展思路的产物,首先在江西开始探索,后为民政部所肯定.2006年10月, 十六屆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正式使用了“农村社区”概念,提出要“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第一次被纳入国家城乡发展规划.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城乡规划法》,其中规定：“在确定区域内的乡、村庄,应当依照本法制定规划,规划区内的乡、村庄建设应当符合规划要求.”“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规划区范围,住宅、道路、供水、排水、供电、垃圾收集、畜禽养殖场所等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公益事业等各项建设的用地布局、建设要求,以及对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防灾减灾等的具体安排.乡规划还应当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发展布局.”对于许多人来说,关于村庄的这些规划即使在上个世纪末也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绩效方面,农业剩余的分配方式和城乡经济关系的因素更为基本.政治-行政结构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发生较大的变化,但若资源配置方式没有发生相应的改变,上层变革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是短期的.为便于理解新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巨变之意义,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家渗透乡村社会的能力：一是资源汲取能力,一是乡村建设能力.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而言,两者具有不同的影响.在资源汲取的权力进路中,国家力量是一种“外在”的强制,乡村社会是征收的对象,资源被优先使用于城市和工业.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让一部分地区（城市）和一部分产业（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先发展起来.在这种模式下,乡村的存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围绕着乡村治理而采取的各种举措都要服从于这一国家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和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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