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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在延安时期创立了完整科学的建党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体现了三个基本特点：丰富的创造性、突出的先进性和鲜明的人民性.这三个特点,体现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灵魂和精髓,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建设以深刻的启迪.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历史特点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3—0096—04
延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中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发展壮大的一大法宝.在革命与执政的双重考验下,及其党内同志对中国的建设给予极大重视,根据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党的建设之路.延安时期,中国的建设体现了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一、坚持从国情、党情出发,具有丰富的创造性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复制和简单套用,而是结合中国党建设的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遇到过的崭新课题,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工人阶级中建党的经验,显然不能解决中国党建设的特殊问题.
及党内同志们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建党的路线.思想建党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就是:坚持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广大党员,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真正从思想上入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党落脚陕北之前,片面强调党员出身和阶级成分的建党路线实践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落脚陕北后,党的政治路线发生重大转变,为了保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转变,党的自身建设必须摆脱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羁绊,走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党的建设的新路子,这首先要体现在党员标准问题上.瓦窑堡会议决议,正式提出中国不再单纯以阶级出身来判断员是否合格,“一切愿意为着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1](P620),标志着中国打开大门吸纳党员.党员标准问题折射出党的理论建设、阶级政策和策略上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瓦窑堡会议创造性地提出吸纳一切先进分子入党的同时,还将党员教育的问题突出地摆在重要位置上.历史证明这是富于远见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局部执政的特殊环境下,中国的党员面临着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复杂而严峻考验.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回顾这段党员大发展、组织大发展的时期时,对党员必须要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作了犀利的论述,“有许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2](P875)以为代表的中国人紧紧围绕提高党员思想觉悟这个问题,创造了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整风形式,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创造了解决党内非对抗性矛盾的新路子,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
及党内同志们创造性地提出集中制的理论.中国是按照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延安时期,集中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自觉探索,还是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深化,将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核心来抓落实,这是延安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特点.进入延安不久后举办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就突出强调了制的价值：“在新时期,用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3]（P416)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党具体阐述了集中制的内涵：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是选举出来的,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向党员报告工作,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1937 年 10月 25 日,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认为“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集中制是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是在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相结合,是高度和高度集中的有机统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党内集中制表现形式不一.他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制.”[4]（P278)1945年,在“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集中制作了进一步阐释.延安时期,在中国的各级组织主要从事武装斗争和长期敌我斗争的特殊背景下,中国构建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组织实行自上而下垂直式领导,针对党的各级负责同志习惯于这种高效的集权式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强调了的价值,强调尊重群众智慧,强调发挥基层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扬党内,让广大党员能够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了充分发扬,让广大群众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及其战友们还明确提出了党员应该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批评建议权等权利.为了使党员的权利落到实处,还提出了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的思想.
无论是注重思想建党,还是强调集中制,这些理论都是带有规律性的,都是中国在自身建党实践中的伟大创新.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创新,就没有延安时期独特的建党理论和实践.在延安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命题,其中就包含了创新的深刻内涵,实际上成为创新的动员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号召和指导下,解放思想和创新成为延安时期的时代特征,从而也成为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突出特点.
二、坚持用先进理论武装全党,具有突出的先进性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之所以为人民所拥护、被历史所选择,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最根本的是具有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纲领和革命路线,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理论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决定因素.延安时期,党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来之不易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集中体现在思想理论上,党坚持用人类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自诞生之日起,中国人就对中国革命性质和特点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还不够深刻、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也不够准确,导致中国革命“两次成功、两次失败”.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特别是相持阶段以后,中国面临着空前复杂的理论环境：国民党顽固势力继续鼓吹落后愚昧的学说,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其中代表人物对的主张也抱有疑虑而主张在国共两党之外走另外一条道路.历史的发展已经迫切要求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究其实质,就是要回答中国未来到何处去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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