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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尺度论文参考文献：
贪小便宜是人的天性使然?坚守诚实底线是道德戒律所致?来看看行为学和神经生理学的解读吧.
有许多和道德相关的词语好像是专为圣人和儿童设计的,在残酷世界中谋生的成人眼里,它们只能用来写写官样文章,比如“拾金不昧”、“舍己为人”、“诚实守信”.
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叫做商品社会,大多数或实或虚的事物都可以变成商品,最终转化成财富.财富和获取财富的能力是一个成年人在社会立足的资本.而对于增加这种资本而言,上面列举的优良品质的作用似乎都不如它们的反义词.
古谚有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商业活动有许多盈利的方法,做生意就是要灵活运用这些方法使财富倾进自己的腰包,而美德从不是必杀技.相反,一定程度的圆滑狡诈才是生存之策.
著名的Borland（宝蓝）公司以提供软件开发所需的各种工具闻名于世,它的创始人之一Kahn先生曾向外界讲述过他们赚到第一桶金的轶事.1980年代初,Borland还只是个皮包公司,他们想在杂志上打广告拉生意,却没有足够的钱预付广告费.杂志社派人来洽谈的那天,Kahn雇佣许多人充当假员工,把办公室弄得一派忙碌.他自己装作很大牌的样子,在洽谈中显得意兴阑珊,其间电话铃不停响起,Kahn当着对方的面在电话上大声讨价还价,而电话那头正是他找来冒充其他杂志邀约广告的员工.
真正的洽谈者误入圈套,误以为宝蓝公司是众多杂志的抢手货,几乎是哀求着要给Kahn打折.最后,他开出了一整页的广告位,并同意先出刊后付款.
Borland靠广告卖掉的软件赚了15万美元,支付2万美元广告费用后还盈余不少—就这样,未来行业领袖获得第一桶金,飞跃式发展随之而来.
很明显,Kahn耍了手段,往严重了说,可算欺诈.若他实力平平,软件销售不力,那家小杂志的2万块就打了水漂.让别人白白为自己的创业风险埋单,这不厚道.可话说回来,Kahn终究是个实力不凡的家伙.如果没有这耍滑头得来的广告位,也就没有那笔丰厚的起步资金,世界上也许就少了一家伟大企业.Borland对软件业的贡献不是几百个2万块就能简单衡量的.
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不守诚信的行为本身是有害的,它打破了游戏的公平性,扰乱了游戏秩序.并不是每个故事都像Borland公司这样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不守诚信导致的损失往往殃及无辜.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2008年以前的美国经济政策鼓励消费,很多人高估了自己的还款能力,到期无法还清.这些填不上的赤字最终诱发经济危机,影响蔓延全球.
可另一方面,“无商不奸”也是商业博弈的特点之一.生产商、制造商、物流商、零售商、运营商等每方都是一盘棋,关系错综,局面复杂,丝毫不算计的老实人永远要亏本.限制了商业的灵活性,可能就会扼杀许多未来的Kahn和他们的Borland.
怎么办呢?长远的发展需要诚信来维持整体稳定,个体却受利益驱使无法保证整体稳定,而我们又无法预知未来、以成王败寇的结果判断每个人可以信任的程度.
那么,用宏观经济政策来约束个体如何?比如,惩罚可能对市场产生长远危害的行为,大家同时让一步,为整体发展腾出空间.就好比庙里的和尚谁都不挑水,宁愿忍受干渴也不愿自己吃亏,这时出台一条庙规说“不去挑水的不许吃晚饭”,大概就解了困局.
经济政策当然比庙规的难度高得多,不仅是从技术角度而言,还因为其中掺入了更复杂的人性因素.尽量简化来看,如果欺诈对市场整体有害,那么用严刑峻法来杜绝欺诈是政策之一.然而这样的社会由于约束过紧,行为步调会趋于一致,文化观念上也渐趋一致.过于统一的社会由于缺乏多样性,对外来事物的接受能力会下降,继而变得不开放,这对自由市场的发展是有害的.严刑峻法短期内可整顿市场秩序,但对于复杂的人类社会,在更深层面上则是弊大于利.
因此有人提出,政策的尺度要和人性的尺度匹配.人性的弹性有多大,政策的松紧程度就有多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的“理性行为人”在很多情况下都过于理想了,人的行为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简单数字可模拟的.要了解现实中的人性有什么特点,恐怕得求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危险的实验
的确有人对人类诚信的弹性做过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Dan Ariely 教授在自己学校的本科生中做了个实验.学生宿舍的过道里有个公用冰箱,Ariely 在里面放了一排罐装可乐,又在旁边放了一个盘子,上面有几张一元钞票.宿舍门口的自动售卖机里也有可乐,每听一元.过了几天,放在冰箱里的可乐少了好几罐,盘子里的钱却没动.拿可乐的学生明显知道这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原则上算偷,但他们只偷可乐不偷钱.
乍一看很奇怪,一听可乐和一元钱的价值不是相等的吗?正是这点小蹊跷,说明人们在衡量价值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在金钱价值之上再附加一个“道德价值”.偷可乐没什么大不了,偷钱就是道德问题了.
那么欺诈呢?也有不由自主的道德界限么?Ariely为此设计了一个“ 测验”.他让受试者在很短时间内做20道难题,到时间后报告自己做完了几道.他故意制造了一些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安全” . 者以为自己不会被抓到而谎报题数.这些人都不知道别人完成的情况.Ariely统计了一下,在严格监视的条件下,大家平均能完成的题数是4道,而谎报者平均在6道左右.多数谎报者都只往上加了两三道,没有一个人谎报 20道的.这个结果也很有趣,有机可乘之时大多数人都会撒点小谎,但也都会自我约束,不把谎撒得太离谱.
这意味着,人们确实难抵诱惑,但也不轻易越界.也许这两个例子还没法直接证明偷可乐和谎报成绩的人是在遵守道德底线,而不是因为一元钱和做完全部题目的诱惑力不够.当他们面对更多金钱和更大奖励时,难保不会做出什么丢脸的事.
另外两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 Greene和Paxton做了一组脑成像实验,看看受试者在有机会撒谎时,大脑活动有什么特点.人脑靠近前额的部位有几个脑区主管“自我控制”,分别叫做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皮质和腹内侧前额皮质,它们通常在人做困难决定时被激活.Greene和 Paxton想要验证的假说是这样的：当人有机会撒谎并且撒谎比诚实有利时,撒谎就成了一种诱惑,而拒绝这种诱惑的过程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会激活“自我控制”区域.相对地,那些撒谎的人接受了诱惑,“自我控制”区域不用那么努力去做决定,激活的程度就会轻很多.
实验结果让两人吃了一惊,跟他们预想的刚好相反.那些“自我控制”区域在坚持诚实的人脑中激活度完全不显著,反而在撒谎的人脑中高度显著.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假说：有没有可能保持诚实是人的一种天性呢?而正因为撒谎违反了这种天性,才需要“自我控制”区域做出抉择；保持诚实的人表面上是放弃了可能的利益,但行为和大脑的自然反应没有矛盾,所以不需要“自我控制”区域的干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良心不安”这种用来谴责撒谎者的词汇也是有据可依的了.
看来,在普罗大众身上,人性也许没那么极端,诚实守信可能和趋利避害一样是天性使然,而不仅仅是道德和环境的外在约束使然.我们爱贪小便宜,但不唯利是图；有机可乘时像Kahn先生那样撒个小谎,并不意味着内心就没有犹豫.也许未来的经济模型中可以有不那么绝对的变量,它们指导的经济政策能把人性的善恶两面都纳入考虑.
经济学家Bhide和Stevenson在他们著名的《如果诚实没好处,还要诚实干什么》一文中说得好：“唯有每个人心中坚持做正确之事的决心能拯救我们（的经济）于混乱和停滞的境地,不管这样做带来利润和否.”他们下此结论的信心来自于文中一些受访商人对自己道德信条的忠实不移.如果看到他们的理论在麻省理工和哈佛实验的受试者身上得到了行为学和神经生理学的验证,这些乐观的经济学家们大概会更受鼓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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