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伊斯兰教门宦制度的形成原因与影响,本文是一篇关于伊斯兰教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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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末清初,甘宁青地区的回族等穆斯林社会中逐渐出现了门宦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与苏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甘宁青独特的地理位置、清政府对这一地区基层控制的弱化以及西北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贫乏和缺失现象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制度对于西北穆斯林社会的整合有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伊斯兰教;门宦制度;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B9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门宦制度是在苏非神秘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苏非派的导师制为发展的基础,吸收、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结合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等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完全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形式.明末清初,苏非主义在甘宁青地区的传播直接导致了门宦制度的形成.但从当时苏非主义的传布范围来看,甘宁青地区并不是苏非主义唯一的传播区域,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苏非主义的痕迹,为何在这些地区并没有产生像甘宁青穆斯林社会一样的门宦组织形式,并引发后来穆斯林社会不断的巨大社会震荡和冲突?本文从多角度、多方面对门宦制度在甘宁青地区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做一探讨.
一、门宦制度兴起的原因
（一）甘宁青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为伊斯兰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也为门宦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条件
甘宁青地区地处我国西北,地理位置相互毗连,在西北地区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始终隶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域.直到20世纪20年代,出于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诸多因素,甘、宁、青才分省而治.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讲,由于其与周边其他省份隔山相望,而中间穿流而过的黄河将三省区的经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地理板块.
但众山环抱之中的甘宁青地区在地理上并非一片坦荡,其在地貌形态上呈现出复杂多样性.在其东部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分,西部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而祁连山脉等高大山脉又纵横其间,从而形成了高山与盆地、河流与谷地交错分布的地形特点;同时又由于其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地势高,大陆性气候十分显著等特点,构成了森林草原、干旱草原、荒漠草原、草甸草原为主的植被形态.甘宁青地区在地域上的一体性,使这里的民族能够往来迁徙,寻找适合自己民族发展的地理环境,从而形成了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特殊的地形又使做到这里成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一个重要结合地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这里做到以相互影响和融合,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在这里占据强势或者说优势地位.因此,在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以及各民族相互融合以后,在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共存的地域文化格局.在这一文化格局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互影响、各领,所占的主导性作用各不相同.但是儒家文化在这一区域直至清代一直没有成为主导性文化形态;这一地区从地缘文化的角度讲,实质上正处于中原汉文化辐射的边缘地带.
作为整个西北文化发展的策源地——河湟地区,早在元代就已经形成了多元鼎立、兼容并蓄、独具特色的河湟文化.在这多元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汉文化（儒家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在当时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伊斯兰文化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就汉文化而言,自唐宋以来,在这一地区由于受到吐蕃文化的打压,已经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明朝时期虽然将此地纳入到汉文化辐射圈,但在此地仍然延续了元代的土官管理的基本模式,因此汉文化在这一地区并没有取做到实质性的进展,即这一地区的汉文化一直和其他的文化处于相对对等的地位.而至清代,随着清政府对西藏地区控制的强化,特别是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因“罗卜藏丹津侵犯时等带领番民与大兵抗衡”,①河湟地区藏族的活动被严格限定在固定的区域,不做到擅自逾越,同时对藏传佛教寺院势力也进行了严格限制,寺院的被纳入国家的政治管理之中,并且限制了编制而由国家供养.这些措施都大大削弱了藏传佛教在甘宁青地区的影响力,从而使做到原来在这一地区所形成“三足鼎立”（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儒家文化）的文化格局被打破.
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为伊斯兰教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崛起提供了难做到的机遇.伊斯兰文化正是在藏传佛教文化势衰和儒家文化难以填充的“边缘地带”中逐渐成长并填补其文化真空,异军突起.门宦制度的兴起也正是做到益于此.
(二)清政府对甘宁青社会基层控制的弱化为门宦制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清在立国之初,对于甘青地区的统治基本沿袭明制,保留了这一地区的土官制度.“其道（论土司之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②清政府给予当地土司印信,借助其维持当地的统治秩序.但随着清政府统治的稳定,西北地区的土官游离于统治之外的情况逐渐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河州知州王全臣就历数土司以及寺院国师的种种弊端,并提出革除土司、国师之弊的策略,③但当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予以采纳.
雍正年间,随着罗卜藏丹津之乱的平定,关于如何加强甘青地区统治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于是遂有四年清理田土之事.雍正四年（1726年）,西宁都统达鼐会同西宁镇总兵周开捷“出口安插降番,清理田土,并令旧管各族将所种中马、香田田地造册定赋.等皆于雍正四年起科.”④接着在雍正五年,清政府又更正西宁所属各寺院名称,“以沿边各番族有名国师、禅师者,名目不合宜,收前明各敕印,换给僧纲、都纲职衔,议给衣单口粮,其所管番族归州县管理,原征香粮归作正赋.等至是将各番族归本管各州县按地输粮,不受番寺约束,而不利其有将所输之粮每岁按寺给发,以为口粮衣单之资,其印诰缴于礼部.”⑤到雍正四年“各族俱纳粮当差,与汉民无异.国师、禅师名号亦革,且收其敕印,但主香火而已,所管之民斌斌文雅,渐非昔日之旧,亦不必受其约束矣.土司但拥虚名而无实权.惟撒拉族回民刁悍犹昔,则土司不能约束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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