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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七年（1634）的某一天,时任平和知县的浙江台州人王立准[1]来到漳州府拜见同为浙江人的知府施邦曜[2],向其禀报平和县的施政举措、成效.谈话之余,阳明后学、知府施邦曜拿出厚厚一大叠的书稿,对王立准说：“这是我花费了多年心血,在浙江巡按谢廷杰所编《王文成公全书》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删减、点评、编辑而成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篇》文稿.考虑到平和乃阳明先生受命巡抚南赣汀漳,领兵平定漳南贼寇之后,两度上疏奏请设立的县,与先生渊源关系,所以我想将这些文稿交给你,由你组织人员付梓,刊刻成书.你要把它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抓好抓实.因为阳明先生的所有心学智慧、治世思想、诗文歌赋都在这里面.”
王立准虔诚接过文稿,回到平和县衙,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当他读完全部文稿,合卷起身之时,心中大为感叹：读《阳明先生集要》,如日月之行天,如河汉之无极.郭象注庄,苏洵评孟,未易逾此.等今经公（施邦曜）手定,乃遂一盘托出.全集（《王文成公全书》）取备,三篇（《阳明先生集要三篇》）取要,公之教尽文成之教,而点缀阐明,条分缕析,使上智一往入室,后学易于得门.则文成之教,又得公之教而益大明也.”[3]
施邦曜的一句“公之精神在此矣”[4],让王立准诚惶诚恐,不敢有一丝半毫的懈怠.立马组建刊刻机构,聘请了方达、方明、毛凤、叶泗、刘全、李山、李辰、李寅、汪明、沈正、陈云、陈金、陈煌、郑德、黄宇、黄德等16名专业的木刻人员,于明崇祯七年（1634）秋肇工开刻.经过将近一年的紧张而又艰辛的刊刻,《阳明先生集要》一书终于在明崇祯八年（1635）夏末成书.
成书之际,明末大学者黄道周为其作序时写道：“今读四明先生（施邦曜）所为集要三篇,反復于理学、经济、文章之际,喟然兴叹于伊（伊尹）、孟（孟子）、朱（朱熹）、陆（陆九渊）相距之远也.”[5]众所周知,黄道周的思想观念更倾向于程朱理学,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阳明先生的景仰,也不影响他对施邦曜编辑《阳明先生集要》壮举的称赞.
与阳明先生同邑的施邦曜是一位阳明后学,自小就喜好学习阳明心学,《明史》称赞：“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进入官场之后,施邦曜因不肯附和魏忠贤阉党,被调任漳州知府.在知漳州府任上的八年期间内,施邦曜始终坚持阅读学习阳明先生的著作,每每读到王阳明书籍刻本时,便遨游于阳明心学浩瀚天空,良知充盈心田；徜徉于经世济民的执政思想,服务治州理政.正如施邦曜所言：“余以蚵蚾之质,仰羡蟾蜍之宫,每读（阳明）先生之书,不啻饥以当食,渴以当饮,出王与俱.”[6]
王阳明生前发表的著述、讲学的要义,都是由他的学生、门人整理编辑,刊刻成选编、节录之类的单行本,零散而非全书,缺乏系统.直到明隆庆六年（1572）,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搜集了钱德洪所编的《传习录》、文录、笔录、外集、续编、年谱,王正亿的《世德录》以及阳明先生门人、友人、朝廷官员撰写的奏折、祭文、行状、墓志铭等资料,整理编纂而成《王文成公全书》,全书38卷,学界称其为隆庆谢氏刻本.当时,漳州知府施邦曜时常所阅读的王阳明文章就是这本隆庆谢氏刻本《王文成公全书》.在平常的学习、阅读过程中,施邦曜总是感到隆庆本的《王文成公全书》存在帙卷繁多、篇幅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等问题.于是,便将《王文成公全书》进行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加以评点批注,评释丹铅,累累贯珠,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数易其稿,汇编成《阳明先生集要》,共三编十五卷,其中：《理学编》四卷介绍阳明的哲学、《经济编》七卷介绍阳明的事功成就、《文章编》四卷介绍阳明的文学成就,还有年谱以及序言、跋等相关内容.施邦曜在辑评《阳明先生集要》期间,恰逢时任福建按察使的曾樱[7]奉命到闽南沿海一带征剿海上巨盗刘香.曾樱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及第之后朝廷给假归乡,居家三年,喜诵读王文成公文章,又以礼拜名臣邹元标
[8]为师,得阳明心学之传,故于心学颇有研究,并收门人讲授“心性之学”[9].于是,施邦曜诚邀曾樱对所辑评的《阳明先生集要》进行参订、校正.之后,便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成书.“书成.奉以藏之文成祠中.”[10]这就是被学界称为崇祯施氏刻本的《阳明先生集要》.
可惜的是,随着明王朝的灭亡,《阳明先生集要》也难逃“国变版毁”的厄运,导致崇祯施氏刻本《阳明先生集要》流传极少.然天不绝人愿,木质刻板虽然被毁,但纸质的书籍还在.再过150多年,到了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姚江阳明后学张罗山（张廷枚）因感念“阳明先生良知之学足参圣谛,其书如五纬之经天,芒寒色正,又得四明（施邦曜）先生发挥旁通,后学津梁第一,蔑以加矣”[11],遂将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购得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授梓于浙江济春堂的朱培行重新刻版翻印,从而使阳明先生的著述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又过近100年,到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廷尉许星叔到贵阳典试,将从京师随身携带的家藏《阳明先生集要》旧本,赠予客居贵阳的王阳明后裔王介臣（字个峰）.清光绪四年（1878）,王介臣将其送给大中丞（贵阳巡抚）黎简堂.黎简堂认为“黔为阳明迁谪,悟良知良能之地,是阳明之理学实启于黔,为厥后之经济、文章所始基也,则刊是书而藏之黔,以传之于天下,亦固其所”.
便任命林肇元为校订之职,于清光绪四年（1878）五月开雕刊刻,历时一年,清光绪五年（1879）六月蒇工成书.因此,该书有“初刻于闽,后刻于浙,再刻于黔”的刊刻历程.
这部刊刻于平和的《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成为后来多家翻刻的底本,与隆庆谢氏刻本,并称阳明著作两个极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阳明学术的人不可不知,不可不查的基本资料,为阳明学的传播发展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施邦曜、王立准等3位浙江人成就了平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尽管时光穿越了数百年,这部鸿篇巨制依然闪烁着心学思想的光芒,照亮世人前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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