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本论文为您写人口红利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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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动期,我国以劳动力数量优势为特征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渐微,以高素质人力资本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将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推力.基于城镇二元化视角,本文通过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分析考察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储蓄率对我国对外贸易产业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数量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显著影响,但其影响渐微；劳动力质量即人力资本由于教育存在时滞效应,现阶段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高储蓄是人口红利的特征,其通过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对人口红利产生间接作用.
关键词：城镇二元化；人口红利；出口贸易；Granger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2-0057-08
一、引言
2004年我国首次出现“民工荒”,面对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日益微弱的局面,我国最初的“全球工厂”地位受到东亚新兴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对此,我国主动进行外贸产业结构调整,且初显成效.截止2017年7月,根据海关统计,1-7月我国进出口额154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额达853万亿元,增长144%；顺差160万亿元,收窄145%.作为发展中国家,“雁型模式”有力地解释了我国前25年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现象,我国在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过程中,逐步掌握了该行业的生产技术,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但对于我国现阶段如何维持全球世界经济地位、提高贸易价值链等问题,人口红利和“雁型模式”的解释力已不复从前.
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复苏阶段,我国对外贸易行业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提高.全球各国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都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給予了厚望.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具体战略规划下,各国已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借以实现全球贸易价值链的提升,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2017年7月21日,我国也及时出台了《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科技创新提升到新的国家战略高度,意味着我国从“全球制造”正向“全球智造”转型.目前,国内企业从供给侧发力,坚持创新驱动,在国内新经济产业发展增速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培育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动力.人才现已成为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成本,各国对人才的争夺竞争也进一步加剧.
全球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启动阶段,在外贸经济领域方面,世界各国已经由前期的劳动力成本要素禀赋转换为对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的追求.此外,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量,如何依托人口基数优势,将劳动力数量、成本优势转换为人力资本优势,成为近年来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本文在梳理人口红利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定性分析城镇二元化视角下的人口红利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而通过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效应分析,研究人口红利作用下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储蓄率对我国对外贸易产业影响的作用机制,并结合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提出了相应对策及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
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的经济奇迹的时候首次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后来David和Jeffrey（1998）提出了“Demographic Dividend”这一概念,即发展中国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少儿人口的减少速度高于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会有一定的时间错位期,形成 “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劳动力数量充足,社会的抚养负担较小,这一阶段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甚至“人口红利”.
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口红利渐微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已经达成共识：伴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开始发生转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全要素增长率的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张茉楠,2016）.其中,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判断的量化指标主要有：人口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Cai等,2005；Cai,2008）.借鉴Romer（2001）提出的经济增长“尾效”模型,人口红利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会产生15%-20%的 影响（王伟同,2012）.目前,我国学者结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等现状,研究重点也发生了转变,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会进一步推高储蓄存量水平,进而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投入,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将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王丰,2007）,因而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09）.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述,这只是一种机会,它的兑现具有一定的条件性,充分就业、劳动力配置机制的有效供给以及劳动力素质投入的增加是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因素（钟水映和李魁,2009）.
(二) 两次人口红利的内涵
Mason和Lee（2004）对人口红利的内涵进行了扩展,将其分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前者通过劳动力供给增加和抚养比下降来促进经济增长,后者通过国民的高储蓄率和物质资本的增加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方面,分为人口结构、人口迁移以及人力资本三方面.其中,在人口结构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会形成劳动力价格优势,增加贸易顺差（蔡昉,2010）.在人口迁移方面,基于倒U型的生命周期理论,等待时间、收入水平预期、教育以及移民政策都是影响因素（Chiswick,2000）.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人口红利对人口迁移同样存在正面影响作用（蔡昉,2008）,在既定的工资水平基础上,农村部门给工业部门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几乎是无限的（雷锋刚,2016）.在人力资本方面,有作者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即劳动力质量）会弥补其即将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张丽丽,2014）；尤其是人口红利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扩展其来源.此外,教育水平差异是导致地区间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不均衡现状的原因（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
结论：关于人口红利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国人口危机有多严重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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