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加冕背后的苏菲主义,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多安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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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伦因涉嫌去年政变被通缉之后,埃尔多安已经是各大苏菲教团的“共主”了.此次公投中,清真寺的伊玛目、苏菲各大教长都在做支持总统制的宣传,充当了埃尔多安的“传声筒”.
土耳其修宪公投的结果意味着总理职务将被废除;总统成为实权元首,具有任免政府部长、总参谋长和三军司令的实权.2014年埃尔多安出任总统以来,一直致力于将行政权力集中于总统,如今“如愿以偿”.
由于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倾向,舆论和学界大多认为伊斯兰复兴主义在土耳其旗开得胜.对于欧盟所谓土耳其在修宪时应凝聚国内共识的劝告,埃尔多安不屑一顾,称正是欧盟对于土耳其的轻视,使得土耳其入盟遥遥无期.
“选举地理”的背后
赞成修宪之选民,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中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该地区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盛行伊斯兰苏菲主义.即便在世俗化政府执政时期,西方生活方式也难以渗透该地区.当地贫穷的农村居民,是埃尔多安政府最坚决的拥护者.
与安纳托利亚相反,爱琴海、地中海沿海各省工商业发达,城市中产阶级普遍反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情结的淡漠,使得上述地区成为反对派共和人民党的大本营.东南部库尔德人则恐惧未来总统制集权进一步挤压库尔德人权利,也投了反对票.
但要真正解释为何宗教情结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占上风,以及埃尔多安为何在经历街头、恩师反目乃至军事政变后仍旧屹立不倒,还得从土耳其的苏菲主义传统说开去.
苏菲,本为阿拉伯语词汇,意为“羊毛”.指的是伊斯兰苦行僧侣穿着粗羊毛编成的衣服过苦行生活,后来就成为了伊斯兰苦行派的代名词.这一宗教派别与土耳其政权的结合,要追溯到13世纪后期,西突厥奥斯曼部落迁到小亚细亚半岛（今天土耳其的领土主体）后,以伊斯兰苏菲主义为旗,武装劫掠拜占庭和巴尔干诸国.
该部落初代首领的孙子奥斯曼,娶苏菲教长艾德巴里的女儿玛尔哈顿为妻,于1299年被苏菲教长尊为“加齐”（意为“圣战者”）建立奥斯曼国家,后又征服了巴尔干诸小国.尽管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阿拉伯诸国,获得“哈里发”这一伊斯兰最高宗教头衔,但“加齐”在信奉苏菲主义的突厥人中仍代表着最高权力.
一战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站错队”,战败后,其最高首领苏丹割地卖国,失去了苏菲教团和广大人民的支持.被后人尊为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在安卡拉起兵讨伐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权.起义初期,苏丹凭借其“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宣布凯末尔“叛教”.凯末尔审时度势,以爱国大义争取到安纳托利亚苏菲僧侣的支持.152名苏菲教士在安卡拉宣布：因为卖国,苏丹才是“叛教者”.
凯末尔在萨卡里亚河遏制希腊人的攻势后,受其胜利鼓舞的苏菲教士在大国民议会推动法案,授予凯末尔“加齐”称号,赋予他讨伐苏丹的大义名分.后人知道凯末尔主张政教分离,却少有人知道他的成功和苏菲教团拥戴他为“加齐”密不可分.
未真正摧毁苏菲派
凯末尔成功之后推动各种改革：宗教上,用土耳其语取代阿拉伯语作为礼拜语言;文字上,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服饰上,用西式礼帽取代苏菲的菲兹帽等终于,凯末尔废除奥斯曼皇族出身的哈里发,自己又不愿意接任,惹恼了苏菲派的纳格什班迪教团.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叛乱,被凯末尔镇压.
但是凱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并未真正摧毁苏菲派,他的目的用土耳其学者ATASOY的话说就是：“世俗主义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其实质在于创立作为世俗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教.”凯末尔通过的宗教事务局管理清真寺,实现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
凯末尔的继任者伊斯梅特在二战结束后搞,苏菲教团以政党形式开始“复活”.但每当有宗教背景的政党上台,企图复辟政教合一时,军队都会出面干预：先是“格式化”,解散议会和政府;然后按“重启键”,重新制定宪法,进行选举.土耳其便在政变-选举-再政变的循环中摇摆.
但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产生了：苏菲派或有苏菲背景的学校不断增加,宗教在农村再次赢得了底层民众的皈依.其毕业生开始向政府机关和部门“渗透”,时任总理埃尔巴坎（伊斯兰背景的繁荣党出身）得意地称：“伊玛目学校是我们党的‘后院’.”
新“加齐”诞生
修宪公投通过后,国际上颇有声音担心埃尔多安会长期担任总统至2029年,走向.但在正发党支持者心中,这还真不是问题.有记者采访支持修宪的土选民,他直言“共和国被一个人统治又不是第一次”.可见,在支持者心中,修宪强化总统权力不是问题.
埃尔多安和他创立的正发党脱胎于贤德党.贤德党深受伊斯兰苏菲主义的影响,2001年被土宪法法院裁定予以取缔.之后贤德党的主要成员埃尔多安、居尔、阿林奇等人创立了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并在次年赢得大选,上台执政.
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崛起,离不开贤德党打下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也离不开苏菲教士居伦及其支持者的帮助.居伦作为土首屈一指的苏菲思想家,在国内外有强大的影响力,编织了一个由媒体、银行、企业、电视台组成的“居伦运动”网络.加上2002—2006年任总参谋长的希勒米将军同埃尔多安的良好私交,正发党逐步稳固了执政地位.
2007年埃尔多安将盟友居尔捧上总统宝座,2011年又迫使反对自己的总参谋部将军们辞职,逐步掌控了政局的主导权.之后,埃尔多安和昔日恩师居伦反目成仇,成功挺过了居伦派主导的调查和去年的军事政变.通过清洗政变参与者,埃尔多安具备了和当年凯末尔总统相似的权力.
在支持埃尔多安的苏菲教团（居伦除外）看来,埃尔多安和当年的“加齐”凯末尔一样,已经是新的“加齐”了.这次为埃尔多安“量身”的新宪法,无疑使得埃尔多安和当年的凯末尔一样,“一个人统治共和国”.
“苏醒”的苏菲主义
埃尔多安能获得今天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反对党的式微和军方从政坛退出,更是长期以来主导土耳其民间信仰的苏菲主义从“冬眠”走向“苏醒”的结果.
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宗教,只是确立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194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逐步化,宗教势力开始复苏.纳格什班迪教团、努尔库教团等苏菲主义组织日益活跃.
1950年代,党总理门德列斯的导师、努尔库教团教长努尔西主张逐步恢复伊斯兰教法,但他也主张保障非穆斯林的自由与.
努尔库教团分化出7个支派,其中“居伦支派”最为出名.其教长居伦对苏菲主义进行改造,主张各宗教及教派一律平等.居伦还拜访以色列大拉比,主张强化以土联盟,更使他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异类”.
埃尔多安作为居伦的弟子,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之后就大力鼓吹伊斯兰传统,和各个苏菲社团来往密切,从而逐步获得纳格什班迪、努尔库、拜克塔什、麦乌拉维、卡迪里耶等苏菲教团支持.去年未遂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将矛头对准居伦.声称居伦是幕后主使,要求美国引渡居伦,从而排除了居伦的影响力,成为各大苏菲教团的新共主.
作为新一代土耳其政治家,埃尔多安吸取了贤德党失败的教训,在社会的两大共识（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政体和民间的苏菲信仰）中找到平衡.他利用凯末尔创立的宗教事务局,控制各大清真寺的阿訇（后者从前者那里领薪水）;又利用去年政变后大清冼的机会,控制了各主要苏菲教团及其宗教学校.而这次公投结果,既是土耳其世俗主义政体的一次自我改变,也是给新“加齐”埃尔多安的一场加冕礼.
（杜哲言荐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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