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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关于财政分权和信息化发展关系的研究尚为空白.对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不仅要从宏观经济层面入手,还可以从产业层面进行分析.本文将影响信息产业生产活动的财政分权分为两种模式,通过建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效用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偏好对信息企业发展的影响,并用中国近十年分省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对 析不同分权指标的回归结果.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信息化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偏好有助于信息化的发展；在影响信息化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劳动力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
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化发展；信息产业；增长激励；制度阻碍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057-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一百多倍,成为经济增长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也为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贡献了主要力量.2016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将推动信息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认为信息化是未来5年推动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持续升级产业生态的重要手段.推动信息化发展,需要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调动 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形成支持合力.大量文献研究表明,在影响信息化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政府财政投入是十分重要的方面.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以来中国对信息产业的固定投资接近一半由政府或由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完成.
中国实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 和地方政府按职权范围配置财政资源和承担管理职能.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完成了對 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关系划分,但却没能进一步对 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进行划分,从而造成了 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现象.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和地方政府都是在比较清晰的财权划分和比较模糊的事权划分体制下磨合运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和财政分权体制,Qian和Weingast[1]称之为“中国式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Chinese Style）,其是从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视角观察中国特殊的“央地关系”.周黎安[2]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又进一步提出了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机制,指出地方政府在锦标赛机制下会受到晋升激励和财政激励的双重压力,对经济增长产生特别偏好,因而会将财政资源优先配置给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部门.
事实上,由于事权划分不清, 和地方政府之间会对公共事务的职责划分进行博弈.Jin等[3]建议将政府视为具有利益诉求的“理性经济人”,因而 和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通常认为, 政府会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协调发展和地区间的均衡；而地方政府则会为实现官员晋升目标而更多地偏好支持经济增长.可见, 和地方政府的管理目标和效用函数存在明显差异.
在传统的分权体制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分权体制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关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学者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Qian和Weingast[1]、Jin等[3]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实践分析,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Zhang和Zou[4]则得出相反的结论.陈硕和高琳[5]从分权衡量指标选择的角度,分析了造成该差异的可能原因.但以上研究均将分权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和宏观经济的关系上,鲜有从产业层面和企业角度进行考察的文献.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运用财政分权的框架分析财政分权对信息化发展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本文的分析视角有助于从产业层面认识财政分权体制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深化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拓展对财政分权的研究思路.二是本文的研究成果更加清晰地指出了财政分权体制对信息化发展的增长激励或制度阻碍影响,以期为信息化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二、理论分析
信息产业是包括信息技术研究、信息产品开发应用、信息设备器件制造以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的综合性产业,涉及众多产业门类.王宏伟[6]研究发现,信息产业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增长,表现出了巨大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正外部性,它不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还对推动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具有重要影响.信息化发展最基础的问题是要对信息化程度进行科学衡量,然而,学术界对如何衡量信息化发展程度一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信息化领域的研究人员更多地是通过构建反映信息化发展内容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信息化发展程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统计局提出的“中国国家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经济学界,大多数学者采用信息产业的产值或增加值来衡量信息化的发展程度.两种思路各有利弊,本文借鉴徐升华和毛小兵[7]的研究方法,选择信息产业的产值作为信息化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政府有必要对具有较大外部性的产业活动进行干预.Barro[8]和Devarajan等[9]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政府具有支持生产性公共产品的偏好,并会根据对总产出贡献程度的大小来决定对相应产业的投入力度.因此,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部门,信息产业历来都是政府投入的重点.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对具体产业的支持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来实现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补贴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成本提供支持,政策的作用对象一般为企业；财税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财力配置进行财政投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提供支持,政策的作用对象既可以是下级政府部门,又可以是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般是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等方式来明确产业的发展方向,各级政府按照国家规划逐级细化落实.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由于 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不清晰,对信息产业这种既关乎国家战略和长远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行业, 和地方政府都会积极地给予投入支持.对 政府而言,既可以通过产业政策直接对信息企业进行专项支持,也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调整 和地方政府税收分成等方式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进而由地方政府支持信息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则主要采用专项支持或税收优惠的方式直接支持信息企业发展.因此,在国家规划体系的框架下, 和地方政府会在同一目标下对信息产业发展进行支持,且该支持对企业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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